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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权在劳动债权中的适用探讨

作者:姜丽丽  发布时间:2018-08-17 15:45:57


    我国担保法、合同法规定的是合同留置权,即保管、运输、加工承揽、行纪合同留置权,属于特别留置权。我国《物权法》第230条对留置权的适用做了一般化规定,目前,留置权的适用不受债权范围的限制,可以基于合同之债、也可以基于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或者侵权之债, 只要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可成立留置权, 债权是否因留置物所生在所不问。 留置权的一般化规定可能会造成留置权的泛化,特别是在劳动债权的问题上,司法实践往往着眼于分析留置权的构成要件,如是否存在债权、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是否“合法占有”,但对劳动债权的性质与留置权的适用关系并无深入思考。本文试图以结构分析的视角分析担保物权、留置权的本质,并结合劳动关系、劳动债权的性质来阐述这个问题。 

    一、从结构视角分析担保物权的本质:外部优先+内部平衡

    留置权属担保物权体系,担保物权被誉为“民法中最活跃的领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为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确保债权实现而设定。分析留置权的属性须从担保物权入手。

    (一)担保物权加入前债的结构:外部平等+信用风险下的内部失衡 

    除法律规定外,担保物权基于平等主体间的合意设立,所担保的是民法之债。就内部关系而言,债的主体地位平等,债务人负有向债权人一定的给付义务。在担保物权加入前,普通债权效力平等,多个普通债权面临清偿竞争;债权的经济价值依赖于债务人自身的信用和偿债能力,并辅之以债权间的竞争准则。这种竞争,既有在给付不足情况下如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0条、 破产法规定的清偿规则,也有建立在催讨能力基础上的非正式竞争规则,但竞争的对象仍然是债务人的信用和偿债能力。因此,债的结构在信用风险下是失衡的,债务人处于不利地位。

    而且,这种失衡的状态并不因债的抗辩制度与债的保全制度得到有效改观。无论是不安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还是先履行抗辩权,仅是债权人履行己方义务前针对债务人信用风险的预判及反应,并不能直接针对债的清偿环节中出现的债务人偿债能力降低的事实。作为债的保全方式的代位权、撤销权,仍然系以请求权的方式实现债权,债的风险并未实质降低。

    因此,虽是平等之债,但在履行过程中债的结构失衡了,债的清偿取决于债务人的信用和偿债能力,尤其在双务之债中,债权人因预先支付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出于风险担忧,债的履行成本中不可避免的增加对债务人的财产调查、信用评估、搜集其他债务情况等信息成本。

    (二)担保物权加入后债的结构:外部优先+信用风险降低后的内部平衡 

    作为一种增信手段,债的结构因物保加入后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成文法系典型的担保物权是抵押权和质权,当债务不能履行,则债权人作为担保权人有权对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而优先受偿。债务人的信用风险因为物保的存在而大大降低,即使担保物毁损灭失,担保物权人也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履行过程中债的内部结构大致保持均衡。债权人原先应负担的债的履行成本因为物保的加入而降低了——对物的估值一般说来要易于对信用的评估,且价值变动的风险也小——同时,在债的外部关系中获得了优先于其他债权的“特权”,即债的平等性被打破。物保加入合同后带来债的结构变化,降低了发现、识别偿债财产的费用,自然能够为市场选择和接受,担保物权也因其强大的“确保债权的经济价值” 的社会功能成为物权法中具有自我生长能力的制度。

    当然,不同类型的担保物权介入合同后的结构略有区别,风险收益也不同,导致不同条件下交易的选择也不同。 质权、抵押权形成的历史脉络、以抵押权为中心的担保法体系的建立过程、新型质押方式的涌现,以及质押与担保的界限模糊趋势,很好的解释了市场选择下物保交易方式的变迁, 但目的始终不变,即实现债的内在结构的真正平衡,并在外部竞争中获得优先受偿权,系内部结构制约外部关系的模式。

    二、从结构视角分析我国留置权的本质:法定担保物权实现债的内部平衡

    留置权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内涵, 因此对其下一个统一的概念界定是困难的。我国留置权与瑞士、日本的规定接近,是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其效果在于:一是留置效力,也就是拒绝给付权,“通过债权人留置标的物从而对债务人形成压力,迫使债权人积极对债务进行履行”, 二是优先受偿权,对留置的动产直接行使支配权,变价处理以满足债权。

    债的结构因留置权的法定性发生细微的变化,但仍然没有脱离担保物权的本质:降低甚至消除债权人面临的不能清偿风险,以平衡债权人预先在物质或劳力上的付出,回复债的履行的均衡状态。起先留置权较多的适用在加工承揽合同、运输合同等产生费用性债权的法律关系中,因为“该债权与财产联系紧密程度胜过债务人,债权人均投入自己的劳力或物力于此财产之上,并基于此产生的费用理应优先受偿。” 再后来,留置权适用范围逐渐扩大,扩展至只要债权人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即可成立留置权, 债权是否因留置物所生在所不问。 基于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或者侵权之债所生之债权也有留置权适用余地, 从债权人预付支出或者遭受损失而言,留置权行使的一般化并没有突破其本意。

    但与议定担保物权相比,留置权因其法定性而减少了缔约成本,且优先于抵押权、质权受偿,故而适用条件苛刻,为了防止留置权的滥用,民事留置权要求留置的动产与债权系同一法律关系。对比之下,商事留置权却无此要求。这是因为,商事留置权源于中世纪意大利商人对交易习惯的总结,是商人在长期交易实践中普遍认可的行为规则,重在保护商人在持续性多次商事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整体利益关系的平衡,具有协调利益关系的“集合性”特征, 故而商事留置不受“同一法律关系”的约束。

    三、劳动合同的结构分析:内部管理关系+外部市场约束

    既然留置权作为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在于平衡预先支付,减少债权实现的风险,那么劳动者能否以此理由就劳动债权行使留置权呢?按照前文的逻辑,应从结构上分析劳动债权的性质,以判断劳动合同在履行中是否处于失衡状态。在普遍的观念中,劳动者为典型的弱势群体,劳动合同在履行中的失衡状态是不证自明的。然而,这种建立在道德层面上的认识是否科学呢?

    劳动合同,作为企业这一组织体的内部合同,有着与平等主体之债不同的逻辑结构,而根源在于企业的经济本质。新制度经济学对组织、制度的研究深刻的揭示企业的经济意义以及企业与员工的真正关系。 

    (一)企业的性质:“有形之手”对“无形之手”的替代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替代了市场(即价格机制),“建立企业是有利可图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并进一步解释“某一生产要素(或所有者)不必与企业内部同他合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合约。这一系列合约被一个合约代替了。当然,如果这种合作是价格机制作用的直接结果,就必须签订一系列合约”。 张五常教授则更进一步认为,企业是一种合约替代另外一个合约,“企业”这个词只是简略地描述了在不同于普通产品市场所提供的合约安排下组织活动的一种方式, 交易成本决定是选择企业还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并从科斯大胆的论点中引申出企业是如何替代市场的:为了避免进行很多交易,节约交易成本,由一个主要的代理人同每一个投入所有者签订合约,并向其支付价格,并以另一种价格出售最终产品。 在此合约下,每一个投入者就成为劳动者,他们分别与这个代理人签订劳动合同,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实质上代替了与其他合作者的缔约、履行合同的过程,由此,单个生产者直面市场所付出的各项交易成本 就被节约下来。

    各项交易成本的节约与这个“代理人”的作用密不可分。代理人根据市场情况制定生产方案、确定产品价格,根据各个劳动者完成工作的质效支付报酬,虽然大部分劳动合同通常会预先设定一个劳动报酬基准价,但企业的报酬激励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因此,代理人的角色对外是市场信息的反馈者,对内则是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和劳动报酬的度量者。劳动者的劳动质效是否符合要求,各个劳动者提供的劳动质量的区分,所产生的相应的管理、度量、区分的交易成本,由这个代理人来承担。现实生活中,代理人意指企业或企业主。

    在“企业”这一合约下,投入所有者放弃一组明确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权利(即劳动力)以换取收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受“看得见的手”指引,也就是企业的“发号施令”,而不是市场“看不见的手”指引,企业则直面市场,受价格机制的调节。必须澄清的是,“企业”这种合约形式并不一定必然比“市场”节约交易成本,这就涉及到企业规模以及管理成本因素。

    (二)劳动合同的内外结构关系:“无形之手”制约“有形之手”

    企业的经济意义以及企业主的作用,揭示了在劳动合同的内部,企业(企业家)与劳动者应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体现了权力对劳动力这一资源的配置。劳动法学上的解释异曲同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因用人单位为组织生产经营,需要对劳动力进行管理、支配,而劳动力是依附于人身的,因此对劳动力的管理支配必然通过管理劳动者来实现。 

    在劳动合同的外部,面对的是价格机制指引下的市场竞争,外部市场关系制约内部管理关系。也即“有形之手”虽有权力在内部进行资源配置,但并非不受任何约束,因为到头来产品还要经历消费市场这一关,也就是“无形之手”的约束。 市场的竞争压力会迫使企业内部选择科学的管理模式,如企业家错误频发内部管理效果减弱,轻则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下滑,效益降低,重则有可能被淘汰出局。此外,不仅仅是消费市场,流动的人才市场同样制约内部管理关系,因为劳动者在劳动合同缔结上是有自由选择权的,在劳动关系建立之前的合同订立阶段,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自由协商的。 也因此,劳动法上认为,劳动关系兼有平等关系与隶属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特征。 如果劳动者不愿意接受企业家的指挥管理,愿意承担独自面向市场各类成本的话,劳动者可以选择在市场上自立门户。

    四、劳动债权不适用留置权:服从“有形之手”的规律使然

    表面上劳动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结构失衡,但实际上市场的力量从外到内调整着内部失衡关系,虽然这种调整存在时间差,但也是随时与持续的。这就与前文所论述的,担保物权加入前后的债的结构关系完全不同。一旦赋予劳动者留置权,结构上的平衡关系被破坏,另一方面也会因留置权的优先性破坏了以外治内的合同关系。

   (一)劳动合同在外部市场的制约下达到实质平衡状态

    前文分析了留置权作为法定担保物权,对内平衡债的结构,对外获得债的优先受偿权,以回归民法之债中债的主体地位平等的实质。但这一实质平等的回归,并不适用劳动合同的履行,因为一个竞争的外部市场足以平衡企业内部劳动合同的履行。劳动者听从用人单位的指挥进行生产。产品在市场上出售,由市场竞争准则决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的工作质效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相对于市场,劳动合同属于内部合约,但最终服从于受价格机制传导的外部市场,这个市场即包括劳动力市场,也包括产品市场。因此,劳动合同的履行逻辑是,通过外部市场合同制约内部劳动合同的履行,从而平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中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上去不平衡的企业内部关系,实际上在外部市场的制约下本质上是平衡的, 并不需要留置权的加入。

    更何况,在劳动关系中,我们不能忽视了劳动法以及劳动合同法补充提供的法律安排是劳动合同的隐性条款。从合约结构看,劳动合同中对劳动者以及劳动债权的保护,已然超越双方力量均衡的特征了。用人单位不堪忍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推升用工成本上升的现实,足以说明对劳动者过分的赋权将导致劳动合约结构面临严重失衡。

   (二)赋予劳动者留置权会破坏以外制内的平衡结构

    如果允许劳动者行使留置权,且满足“同一法律关系”、“合法占有”等构成要件,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有权在用人单位组织生产过程中留置用人单位的财产,甚至包括生产工具,并实现优先受偿权。如此,用人单位管理秩序荡然无存的后果,不仅危及生产,还会因留置权的超级优先权而挤兑外部债权人,甚至危及外部债权人利益。这就一方面使得内部合约走向失控,另一方面导致外部合约反受内部合约的牵制,则无论是外部市场还是用人单位,其交易风险陡然上升,这对企业这一市场的替代方式并非好事,最终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的增加。

    破产法的财产安排上也能印证这一点。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企业经营状况不佳拖欠工资,劳动者纷纷以留置权的名义哄抢单位财产,加速企业破产,这在严重冲击外部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同时,还在事实上将劳动者工资债权置于优先普通债权、国家税款,甚至有担保债权之前。而根据我国的破产法,劳动者工资至少是排在有担保债权之后的,这就与破产财产分配顺位相冲突。

    从另外角度来说,与企业的其他外部债权相比,用人单位与员工之间通过劳动合同形成一个内部关系,因劳动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内部之债,从内部人共担风险的角度来论述,劳动关系所生之债也不应该有法定的优先权优于外部债权。这也是外部债权制约内部债权的应然之意。当然,破产法上的债权清偿顺序,系出于政策考虑,故将劳动债权优先普通债权清偿。

   (三)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保证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事实上,劳动者并非被动的接受指挥和管理,用人单位仍要接受市场力量的约束。换言之,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系有形之手出现偏差,根据前述逻辑,有形之手的错误或者由市场进行惩罚,这个市场包括:劳动者用脚投票解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约,在人才市场上重新择业或者之间面向市场创业;用人单位拖欠工资后对劳动者的管理效果减弱,从而削弱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或者由隐性的合约条款进行保护,劳资纠纷的行政监察及处罚也在严厉的惩罚了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还有费用低廉的劳动仲裁和劳动争议诉讼。

    因此,用人单位,也就是“企业”要在市场上胜出,就必须降低内部的成本消耗,包括在管理劳动者这一问题上的管理成本。劳动者动不动就与企业不合作甚至罢工,在推高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间接推高社会成本,欧洲部分国家工会力量强大的后果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也因此,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需要遵守劳动管理秩序,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劳资纠纷时,劳动者不能基于劳动债权适用留置权,而应寻求司法或仲裁的帮助。从长期和整体上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是制约用人单位肆意行为的最佳方式。

    结语

    透过合同内外结构的分析思路,本文还可进一步引申的是,无论内部关系是“黑匣子”也好,“有形之手”独揽也好,只要最终结果是面向市场竞争、接受市场检验,则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市场的力量自然会由内而外的“迫使”内部关系调整至最优。横加干涉,往往会破坏经济规律的自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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