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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审法官权力责任清单

作者:王星光  发布时间:2018-08-17 15:41:21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随后出台的《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逐步明晰“按照权责利相统一原则,明确和完善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的制度路线,为真正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改革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审判权的独立公正行使必须遵循司法规律。无论是权责利相统一的制度要求,还是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司法规律遵循,必须建立在明确下列问题的基础之上:主审法官的职责定位是什么?其权力有哪些?责任是什么?本文尝试在借鉴边界相关理论和理性辨析主审法官与相关主体关系的基础上,从相关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有规定出发,探索明确主审法官的职责定位,逐步厘清其权力责任的清单。 

    一、理论依据:以边界理论合理界定主审法官的权力责任清单

    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属性,而不是一种个体属性,说某人有权力,而不指出对谁有权力,是毫无意义的。在考察权力关系时,必须既考虑上位者的特征,也考虑下位者的特征。同时,理性系统理论家认为,权力结构的设计应该做到赏罚权与责任对等,并按照有利于组织协调和控制参与者贡献的方式分配它们,因此,责任也具有类似权力的社会关系属性。 但作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重要创新的主审法官制度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而是司法实践探索出来的产物。在我国,这一概念的提出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实践萌芽时期。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我国法院系统“人多案少”的矛盾逐步开始显现并呈愈演愈烈之态势。在苦寻破解之道的历程中,虽然有诸如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试图把法官从包揽一切证据调查收集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等尝试,但“审”与“判”分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突出,审判效率难以提高往往被视为一大顽疾。 于是,还权(裁判权)于审判组织的呼声逐渐高涨。但鉴于法官素质参差不齐,法院试图将审判权先放归于一部分被选定出来的“优秀法官”(即主审法官),主审法官便在实践中应运而生。二是制度确立时期。为真正将主审法官探索落到实处,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200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三五改革纲要》)规定:“完善合议庭制度,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责”,第一次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将主审法官提升到制度层面加以规制。三是协调发展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主审法官制度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正在实践层面逐步协调发展。实践中,构建“以主审法官为核心、以法官助理和书记员为支撑”的审判组合逐渐成为诸多地方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一种模式探索,将主审法官作为审判组合的核心主体。2014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进一步明确“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等制度性规定。

    综观主审法官制度的实践初创、制度跟进、实践与制度协调发展的历程,不难看出,主审法官作为“在审判团队内起主导作用并承担相应权责”的资深法官,不仅应是个别正义的具体提供者,在合议庭架构中是集体行使审判权的组织者,在团队化运作模式中更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管理者。 因此,主审法官不仅应被赋予具体个案的审理、裁判的权力,而且应具有与该权力相伴而生的部分审判管理权力,即对团队成员所作的直接影响案件裁判的行为具有管理的权力,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主审法官势必无法脱离与司法权传统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其权力责任不仅与主体的定位(管理目的)密切相关,而且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对向客体的制约。这是因为,司法权及其相关权力大致可划分为审判权、审判监督管理权、行政管理权和党务管理权四类,其中尤以审判权和审判监督管理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最紧密,需要在主审法官制度改革中予以特别的关注。而审判监督管理权与审判权相伴而生,通过组织、领导、指导、评价、监督、制约等方法,对审判工作进行合理安排,对司法过程进行严格规范。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无边界不成秩序”。边界作为实现管理目的而人为划分出来的一种稳定的秩序,没有边界,组织就会陷入混乱,任务也就没有了差别化,没有了资源和能力的协调,没有了方向感。根据主流的组织理论基本原理,组织边界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组织终止的地方和该组织所处的环境开始的地方,兼具限制和调整的双重属性。 其中,边界的限制属性侧重“止于此”,强调发挥管理的控制和监督作用;而边界的调整属性则侧重“发于此”,强调发挥管理的协调和沟通作用。 换言之,权力责任的边界包括内核和外延两方面,两者之间便是权力责任的行使空间。但是,边界仅确定了权力责任行使的范围和限度,并不能直接明确权力责任内容,是审判组合优化审判资源、提高审判效率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若想真正落实主审法官的权责统一,还需在边界框定的范围内明确权力责任的具体内容和作用对象,即权力责任的清单。

    根据边界的调整和限制双重属性,审判组合中的主审法官权力责任边界可以划分为内边界和外边界,相应的清单可以分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主审法官的权力责任正面清单展示的是权力责任边界的调整属性,即审判组合内部的主审法官为了克服各主体间的差异性而充分发挥系统功能所行使的权力和履行的责任,类似正当化准则所要求的“在被确认为恰当的控制范围的特定限度内,上级拥有对下属更大和更稳定的控制”,如主审法官与助理审判员(如下所述,本文认为在当前的司法改革背景下,助理审判员制度仍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法官助理以及书记员之间的权力责任。 权力责任负面清单展示的是权力责任边界的限制属性,即在限制外部对审判组合过多干预的同时,又赋予外部环境一定的监督职责的内容,类似正当化准则所要求的“上级的权力需被限制在某些领域里”,如审判组合外的院庭长将部分直接关系具体案件裁判结果的审判监督管理权限归还于主审法官,真正实现“让审理者裁判”。  同时对于审判结果行使事后监督权,切实落实“由裁判者负责”。如此,主审法官的权力责任清单必然涉及:(1)其与行政领导间审判监督管理权的让渡与承接;(2)其与其他法官间的管理与协作;(3)其与合议庭间的责任承担,等。因此,准确界定主审法官与相关主体间关系便也成为合理框定权力责任清单的必然要求。

    但以审判组合改革的实践观之,主审法官权力责任的外边界(同院庭长间的审判管理权责)与内边界(同审判组合内部成员的权责)均有待进一步厘清。这是因为:

    1.主审法官的职责定位不清。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主审法官的职责定位尚存在较大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职务说,认为主审法官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选拔出来并加以任命的职务,相当于合议庭的负责人。二是角色说,认为主审法官就是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或者合议庭中的审判长。三是权责说,认为主审法官是比其他法官享有更多权力、承担更多责任的法官。四是资格说,认为主审法官就是一种资格而已。 上述不同观点产生的深层次疑问在于:主审法官是相对于一般法官而言的概念,还是审判组合中的领导者和核心人物?若作为审判组合中的核心,主审法官与独任制、合议制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辨析改革中的主审法官与行政领导、合议庭以及其他法官间的关系,即主审法官的内涵和外延到底是什么?实践萌芽时期的主审法官是在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和法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后,通过从法官中选任部分有较高素质和审判能力的人作为主审法官,赋予其相对于一般法官有更大裁判权的方式,解决审判工作中长期存在的法官权与责、审与判相脱离的弊端,使人民法院的诉讼方式与国际通行的诉讼结构与诉讼方式接轨,提高法院的办案质量和效率。 即主审法官是相对于一般法官而言,拥有更多案件裁判权的特殊法官。协调发展时期的主审法官作为审判组合中的核心主体,除享有更多裁判权外,还拥有一定的组合管理权限,如组合内案件分配权、裁判决定权、文书签发权,对其审理案件裁判文书的直接签署权。但是,主审法官、审判组合、独任制、合议制之间的关系尚显凌乱,即主审法官如何在审判组合中自如地发挥主导作用或者拥有哪些特殊的权力责任,有待进一步梳理并加以明确。

    2.主审法官的权力范围不明。关于主审法官权力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是否应当赋予主审法官较一般法官更多的权力。肯定者认为,主审法官应被赋予较一般法官更多的权力,如庭审排定、文书签发、强制措施决定、对案件作出裁判等权力,如此将会更好地理顺合议庭法官与院长、庭长及审判委员会的权、责、利之关系,杜绝院长、庭长迳行改变合议庭决定的做法,防止审判业务的行政集权化。反对者则认为,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是平等的,实行主审法官制虽然没有减少和削弱一般法官的现有权力,但是与主审法官相比,其权力显然被相对弱化了,必将导致一种局面:都是依法定程序经人大任命的法官,却因院庭长“对法官知识与人品的信任”程度不同而行使不同的审判权力,这显然有悖于现行的立法规定和法官平等行使审判权的原理。 概言之,肯定者从主审法官与行政领导间的关系角度着眼,以赋权将有利于减少行政干预为由,主张赋予主审法官相对更大的权力;否定者从现行立法规定和审判权平等行使的角度着眼,以赋权将导致人为破坏法律规定为由,反对赋予主审法官相对更大的权力。

    3. 主审法官的责任范围不一。主审法官责任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合议制中主审法官的责任定位与范围,即合议制中是否需要突出强调主审法官的个人责任?若需要,其责任的范围如何界定?一是,关于责任定位方面,《三五改革纲要》第五条规定:“完善合议庭制度,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责,”将主审法官的职责加强作为合议庭制度建设的一个方面,前者从属于后者。但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关“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规定似乎又有将主审法官责任与合议庭责任相提并论的意味,即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实质就是独任制法官办案责任制,两者是并列的关系。二是,若在合议制中区分主审法官的责任范围,相关规定和实践做法又有所不同。如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中明确指出,“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即兜底式的责任追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0条规定:进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时,根据合议庭成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为、情节、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和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自责任,即区分式的责任追究。概言之,主审法官与合议庭的关系,以及合议庭内部主审法官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均会影响甚至决定主审法官的责任追究。

    二、关系梳理:主审法官与相关主体之间关系的理性辨析

    (一)主审法官与行政领导之间的关系

    1.裁判权由行政领导归还于主审法官。审理裁判权的判断性和中立性特点,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换言之,独立性是法官履行司法职能的需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是提高司法效率的基本途径,是制约权力、防止腐败的主要手段,也是人权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保障。 作为独立的司法裁判者,法官本应同时具有“审”与“判”双项权能。但边界并不是刚性的,而是一种具有渗透性的隔膜,如不进行合理规制便易造成对其他权力的侵害。如本次司法改革之前,重大疑难复杂和特殊案件均需经过院庭长审批、同意后才能定案,承办法官仅负有查清事实的责任或曰权力,根本无法独立作出甚至影响裁决结果,即审理权是归属了承办法官,但裁判权却由院庭长等行政领导行使。随着“让审理者裁判”明确写入《决定》,还权于审判者,让法官(至少是主审法官)不仅拥有审理案件的权力,更有裁判的权力,逐渐成为共识。因此,主审法官与行政领导间的关系之一便是裁判权由后者让渡或曰归还于前者,此举即是实现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的应有之意,也符合司法审判发展的客观规律。

    2.部分审判监督管理权由行政领导让渡于主审法官。审判监督管理权包括:(1)审判资源配置权,即按照规则对审判组织的组成人员作出合理安排的权力。(2)审判监督权,即对人民法院进程进行监督和督促的权力。(3)裁判文书的审批权或者签发权,即对审判组织起草的裁判文书进行审核把关的权力。(4)裁判意见的确认、变更、修正或者异议权。(5)法官工作考核权。其中,审判资源配置权、审判监督权和法官工作考核权均系从宏观层面的人员、组织管理,行政色彩相对更重,而与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关联性相对更小,在当前法官素质尚无法达到理性状态的情况下,此些监督管理权仍须存在,且宜由行政领导继续行使。而裁判文书的审批权和裁判意见的确认、变更、修正权均系对具体案件实体裁判的权力,理应由享有裁判权和团队主导权的全权法官(即主审法官)对团队内的人员行使,即此两项审判监督管理权能应由行政领导让渡于主审法官。

    (二)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的关系

    主审法官作为员额内法官,是一种资格和身份,与作为法定审组织合议庭之间本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但《决定》中有关“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规定似乎又有将主审法官与合议庭在某种场合下相提并论的意味,由此可能引发对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关系的思考。但两者间的关系是否确如个别学者所言的那么紧张,进而否定主审法官负责制呢?如有人认为,主审法官负责制在合议审判的框架内运行时,不可避免地与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进而得出主审法官负责制不应该成为今后合议庭改革的主流方向的结论。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1.两者的评价标准并不同一。从形式上而言,主审法官应当是具有特定权力、承担特定责任的法官;从实质上而言,主审法官应当是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个人品行均达到一定标准的法官。换言之,主审法官应是法官中的特殊群体。而合议庭是与独任庭相对的概念范畴,是我国法定的审判组织之一。故此,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并不是同一评价语系下的产物。需要注意的是,主审法官尽管在追责层面可以类同于独任庭,与合议庭的评价有一定相通之处,但如上文所言,主审法官的制度设计主要在于还权于裁判者,责任追究只是还权后的必然要求,不能将此作为动摇主审法官系法官而非审判组织的根本定位。

    2.两者间存在着一定的并列和交叉。尽管主审法官的最终定位仍是法官,有别于合议庭等法定审判组织,但如前所述,《决定》中有关规定似乎赋予了“主审法官”另外一种身份─一种与合议庭相并列的责任追责主体。笔者认为,主审法官的用语至少应当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职责定位上,主审法官是具有特定权力并承担特定责任的法官个体,二是责任追究上,主审法官类同于独任庭,因为独任庭中的案件裁判权均由独任法官一人享有,从权责统一的角度而言,独任庭的责任必然由主审法官一人承担。从定位角度而言,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会存在一定的交叉关系。表现在:在合议制中,主审法官只能通过参与合议庭的方式实现审判权的行使,但合议庭成员除了主审法官外,还可能有参审法官、人民陪审员等,尽管两者在权力的范围方面可能有所差异。从责任追究角度而言,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是一种并列关系,等同于独任庭与合议庭之间的关系。

    (三)主审法官与助理审判员之间的关系

    司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任何违背司法规律的改革,必然招致失败。当前,推进司法改革必须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考虑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群众法律观念意识和诉讼能力等条件,以及司法队伍的现状,不能照搬照抄、盲目移植。 目前的改革试点方案中,无一例外地均采用疾风骤雨的“休克式疗法”,即将未入额法官全部“降为”法官助理,如此改革导致的后果是:一是很多法官在短期内丢掉法官的“帽子”,又重新“沦落”到法官助理的位置上,从主角沦为配角,轻则容易催生“窝工”现象,重则会导致身处改革浪潮中的主体因预期不明而逃离审判岗位甚至司法系统。 二是伴随立案登记制的推出,法院受理案件必然增大,但根据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要求,未入额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均不能继续独立审理案件,削弱了法院现有的审判力量,进一步增加了办案压力。以W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2016年全院150人(107名员额内法官+43名员额外法官)共审执结案件14356件,其中,107名员额法官审执结案件11836件,人均110.6件。如果43名员额外法官审执结的2520件案件全部交由员额内法官审执,则人均办案量为134.2件,工作量增加21.3%。同时,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一直保持高位运行,案件数量的增加与审判人员的减少必然导致入额法官的人均办案数量大幅度攀升,进一步加剧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笔者认为,从当前司法改革目标和司法现状而言,法官员额制改革应是“渐进式”的,助理审判员制度仍有保留之必要。

    1.助理审判员是弥补主审法官办案有限的必然要求。如上所述,当前法院系统“案多”与“人少”之间的张力不但没有得到任何缓解,而且有愈演愈烈之态势。助理审判员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只是临时代行审判员职责,但不容否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助理审判员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承担起了相当大比例的审判任务。若将绝大部分助理审判员划归入法官助理(尽管员额制旨在选拔“能者入围”,但我国历来都存在“论资排辈”,总会挤压相对部分优秀年轻法官的入额机会),虽然初期可能会从整体上提高案件的裁判质量,但案件大量积压却颇值得担忧(个别改革试点法院已经暴露出此类现象)。这是因为,鉴于司法责任制的严厉要求和我国司法水平的现状,主审法官目前尚不敢只坐堂审案而放心地将包括草拟裁判文书等实质环节均交予法官助理(即使是由助理审判员转任而来的法官助理)来处理。如此,便必然出现与改革设计预期相悖的场景:名义上审理案件的人员数量(主审法官数量)大比例减少——降低效率,实际上审理案件的人员(助理审判员由“主角”沦为“配角”)心理不平——影响质量,结果必然是案件审理的效率和质量均无法保证。

    2.助理审判员是主审法官的主要储备来源。从法官队伍的长远发展而言,制度设计者想从法官助理中遴选主审法官的设想并不现实,也不靠谱,助理审判员仍应是主审法官的主要来源。如前所述,就改革的方向而言,主审法官应是个别正义的具体提供者,在合议庭架构中是集体行使审判权的组织者,在团队化运作模式中更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管理者。因此,作为主审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司法实践能力和较强的团队管理能力。但是,现有国内外的法官助理制度均将其置于主审法官的支配之下,并无实质裁判案件的历练机会,更无庭审的实践经历,如何能够胜任日后的主审法官职责。而助理审判员则不同。根据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包括案件审理的全部流程。因此,就目前的司法现状和机制体制而言,只有助理审判员经过一定的历练才有可能具备主审法官的能力和素质。故此,笔者认为,至少在当前司法改革的过渡期内,仍有保留助理审判员之必要。

    3.助理审判员在主审法官的指导下行使审判权。助理审判员作为审判员的助理,改革后不会拥有跟主审法官同样的审判权限,而必须在主审法官的指导下行使审判权。一方面,助理审判员没有独立、完整的审判权,不能独任审理案件,即不能作为独任庭的法官坐堂审案。另一方面,即使在合议庭中,助理审判员也仅拥有实质的裁判权,如平等发表意见的权力,对于诸如庭审主持、回避申请的决定等程序性事项仍只能由主审法官行使。此种制度设计颇类似于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受命法官”制度,即接受主审法官的指派,代表合议庭完成某一单项审判任务的法官。

    综上,主审法官制度应是一种:发源于以还权于部分法官的方式缓解案多人少矛盾的实践探索、以分工负责的团队化协作提高案件质量、以权责利相统一原则实行案件责任终身追究的制度设计。因此,主审法官应当是具有绝大部分审理裁判权能、对团队成员享有审判监督管理权限并对本人及其指导下的助理审判员所承办案件终身负责的员额内法官。

    三、理性规制:主审法官权力责任清单的确定

    (一)主审法官的权力清单

    如前所述,主审法官是经过还权(裁判权归还)和赋权(审判监督管理权让渡)后,拥有绝大部分审理裁判权能和对团队成员审判监督管理权的主体。因此,主审法官的权力清单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审案件的独立裁判权。审判权的判断性和中立性特点,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主审法官作为案件的直接承办者时,理应拥有案件审理和裁判的全部决定权,包括但不限于庭前调查、庭审主持和庭后合议,直至裁判结果的做出等各个环节。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制度的科学设计与有效运行无疑是保证审判权独立行使的最佳选择。对外,应当严格落实中办、国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及中央政法委《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等的相关规定,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抓紧研究制定诸如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形如何记录、记录后如何保证相关人员在之后的职务晋升等过程中不被“潜规则”等的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真正防止干扰司法的相关规章制度流于形式。对内,落实法院内部的去行政化,院、庭长要适应逐步放权,审判管理职责集中在对相关程序事项的审核批准、对综合性审判工作的宏观指导、对审判质效进行全面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良因素对审判活动的干扰等方面,不再过问具体案件的处理。

    2.合议审案的审判监督管理权。审判组合模式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优化配置审判资源,真正还权于法官,将审判权和部分审判管理权交予优秀的职业法官行使。在此过程中,主审法官好比审判组合的“头”,指挥和调动着助理审判员、法官助理、书记员这些“手”和“脚”开展工作。换言之,司法改革中要探索建立赋予主审法官一定审判管理权和组合内部权责利分配权的工作机制,整合内部资源优势,确保主审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但是,审判管理权至少包括审前、审中和审后的管理三个方面。根据《意见》的相关规定和目前的司法环境而言,主审法官享有的应仅限于审中的管理权,包括:(1)对程序事务的审批权,如决定合议庭成员的回避、财产保全、强制措施的实施等;(2)对案件实体处理的异议权,即有权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将合议庭处理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按程序建议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3)合议庭文书的签发权,即合议庭的裁判文书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以外,均由作为审判长的主审法官签发后即可引发;(4)审判流程的管理权,即督促团队内的法官提高办案效率,减少长期未结案件的权力。 需注意的是,主审法官对于助理审判员所承办案件的实质裁判权的管理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换言之,主审法官对合议庭中其他人员所办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并没有决定权,合议庭成员之间的权力是平等的,若主审法官不同意其他人员的意见,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咨询或者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3.无法定追责事由的惩戒豁免权。西方国家的法官之所以被尊为“法律的保管者”、“活着的圣谕”,是现代西方社会对法官的常规制度保障机制密不可分,其中自然包含对法官依法独立裁判案件的豁免制度。 例如,英美从自身历史传统和宪政构架出发,严格区分法官所作判决及法官行为,逐渐确立起不审查法官所作判决,只审查法官行为举止的基本原则。德法尽管对特定情形下的裁判结果予以追责,但对于法官不当行为的惩戒也较为严格。如德国《法官法》规定,法官无论在其职务内或者职务外之行为,均不得损坏对其公正、独立性之信赖。《刑法典》规定,禁止法官实施严重削弱公众对法院作出伸张正义机构的信心的司法行为,包括两个方面:(1)不当行为;(2)使清白者蒙冤受刑之错误判决。其中对于后者,只有法官故意实施或者因重大过失所致,才能受到惩戒。在法国,法官的实质性裁判行为原则上不得成为惩戒依据,除非能够证明是故意为之或者重大过失所致,否则不得单纯以裁判错误为由追究法官责任。反观我国现有的法官办案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在追究的责任事由、不当行为的界定依据以及错误裁判责任追究的主观程度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一致性,导致追责的混乱和法官群体的不安。如河南省平舆县人民法院刘德山法官因违反了河南省政法系统的内部文件而被指控滥用职权、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王桂荣法官因一起错误判决被指控玩忽职守、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莫兆军法官因所判案件引起当事人自杀被指控玩忽职守、吉林省伊通县人民法院郭学宏法官因未执行上级指示而被免职,等等,均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法官群体的极大关注。

    笔者认为,为有效落实法官办案责任制,进一步规范法官司法行为,从而使责任追究与履职保障之间保持基本的平衡关系,我国应当构建以不当行为为追责基础,以错误裁判为从重情节的递进式法官办案责任追究模式,即以不当行为为追究责任的前提和基础,根据主观严重程度区分4个追责层级:不当行为或者错误裁判中的一般过失行为;重大过失的不当行为导致错误裁判,但未造成严重后果;重大过失的不当行为导致错误裁判并造成严重后果;故意的不当行为导致错误裁判。该理念和思路亦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的认同,如该文件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列明了惩戒委员会需要根据相关调查情况“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的意见”;第十条更是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违反审判、检察职责的行为属实,惩戒委员会认为构成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案件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此可见,以不当行为为追责的前提和基础,以主观严重程度进行区分的思路和方式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4.享受与职权相匹配的利益权。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青年法官普遍感到工作压力大、待遇相对低、晋升空间窄、职业荣誉感下降、职业前景渺茫,资深法官历经多轮司改对改革能否成功抱有迟疑心态,综合部门法官感到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多种心态交织下,部分干警选择用脚投票。仅2014年,江苏省就有22名法官、69名书记员流失,还有不少干警去留态度不明,目前仍处于观望状态。不可否认,正义的实现是需要成本的。既然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么对于正义的最主要输出者——主审法官,也要根据其工作资历、能力、工作量、所受压力给予公正合理的待遇。如此,才能增强体制内法律人的心理预期,才能吸收更多体制外的优秀法律人才加入司法审判事业。否则,廉价的正义无法实现正义的可持续发展。正如有的观点所言:赋予主审法官审理者裁判的权力,则配套的裁判者享有利益的机制应当同步到位,任何一项配套机制缺失,特别是职业保障的缺失将难以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二)主审法官的责任清单

    权力与责任总是相伴而生,如影随形。主审法官作为本轮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甚至司法改革成败的关键,身兼审判权和审判管理权双项职能,对其责任必须严格限定并保证落实。

    1.主审案件质量的终身负责。按照《决定》的相关规定,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努力实现司法公正,即在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前提下,对所承办的案件终身承担责任。但需要注意的是,囿于以下历史因素的制约,主审法官自身审判实践能力尚显不足:第一,长期以来实行的“一审一书”审判模式,法官将大量精力用于处理琐碎的事务性工作,难以全身心投入到案件裁判中,用于充电学习、总结提升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势必造成业务能力尤其处理新类型案件的能力滞后。第二,2002年实行司法考试之前,法官任职门槛较低,许多法官并未受过正规、系统的司法职业训练,他们能胜任一般民事纠纷的化解,但难以处理专业性较强、法律关系复杂的新类型案件。第三,司法实践中运行已久的“院庭长定案把关机制”在保障案件审判质量和社会效果的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法官独立定案的能力,抹杀了法官独立定案的魄力,造成了部分法官办案存在严重的依赖性,一旦失去拐杖就不会独立行走。

    2.审判团队的管理职责。审判组合是以主审法官为核心的团队,受主审法官管理,对主审法官负责,主审法官自然也应对审判组合所审案件的质量负责,但必须严格瑕疵、错误和违法审判案件的责任追究,明确并固定标准和追责流程,防止追责程序滥用,规避未知风险。但遗憾的是,目前各地法院对法官遴选委员会的关注程度远远高于法官惩戒委员会,事实上后者也同样需要去行政化的制度设计,但如何避免惺惺相惜的内部掩护,这也是职业化和去行政化之间的平衡问题。笔者认为,对内,主审法官在被赋予一定管理职权的基础上,必须对组合内部成员的所为负责,遵循审判规律和改革要求,明确负责的范围应仅限于与审判有直接关系的行为,不宜扩大至其他非审判事务。 

    3.司法经验的传承责任。司法工作是一种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既需要系统全面的法律专业知识,又需要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以往一般的培养模式是,年轻的书记员经过短暂的法律工作经历提为助理审判员之后直接办案,毫无缓冲余地,客观上不利于司法公正的产出。因此,将助理审判权从独立办案法官“降为”合议庭法官,通过紧密跟随主审法官参与庭外调查、调解、庭审和裁判文书的草拟等环节,在实践中培养法官的案件审理水平和团队管理能力,提高司法实践经验,可以真正实现法官队伍之间的传帮带和审判经验的传承,实现审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此过程中也要避免另一种极端倾向,即有的审判组合还是用以前单兵作战的老办法,主审法官和助理审判员分别办案,案件审理流程没有体现出深度合作的优势,这种“拼盘制”模式不符合改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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