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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权运行主体的中观与微观定位

作者:王星光  发布时间:2018-08-17 15:08:43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作为本次审判权力运行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其运行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现有司法资源的配置优劣和审判质效的高低,最终必将相当程度地影响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建立。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和尝试,相关改革的成效已在多地法院显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切实缓解了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而且为司法改革的全面铺开积累了经验。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各个微环境中,作为改革直接参与者和实施者的各运行主体的心态以及相互间的配合程度直接决定了每个司法产品的供给质量与效率,是本次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当此改革深入推进之际,审判权运行主体在同时面临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司法改革预期不明、组合搭建相对僵硬的“三期叠加”困境时,不免出现摇摆和迷茫。为此,本文尝试在前期改革的既有成绩基础上,以现阶段司法改革的要求和目标为指引,通过审判权运行主体的中观和微观定位,先行探索改革机制的后续落实等实践问题,希冀对改革的再深入推进有所助益。

    一、审判权运行主体定位的现实意义与考量因素

    当前,以“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为代表的审判权运行模式已经在试点法院基本建立并日渐成熟,在提高审判绩效方面的价值逐渐显现。例如,今年上半年,作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的上海法院结案率达81.39%,为全国各省(区、市)法院最高,且直接由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所占比例高达99.9%,真正实现了让审理者裁判;吉林全省员额内法官人均结案数同比提高一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案件平均审理时间45.85天,同比缩短23.05天,等等。各地试点法院大幅提高审判质效的事实,毫无争议的证明了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法院所面临的案件承办压力。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案件1002.9万件,同比上升18.94%。因此,如何解决办案人员数量增长乏力和收案数量大幅攀升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法院系统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痼疾。笔者认为,借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供需关系调整的相关理论,我们在无法改变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的现实需求状况下,只有不断深化司法改革,通过现有审判资源的优化组合,挖掘法院内部自身潜力,以法院自身的内涵式发展提高司法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对冲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所带来的挑战,才是实现司法供需平衡的可行路径。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作为本轮优化组合司法人力资源的重要形式,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旨不谋而合,均尝试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提高供给的能力和水平,对冲不断增长的需求冲击,可谓恰好实现了司法生产组织方式的提升,适用了当前的司法新需求。因为根据经济学相关理论,供给功能主要由投入的资源量(劳动量和资本量)、经济技术水平和生产组织方式决定。前者属于外延式增长因素,后两者属于内涵式增长因素。审判权运作机制改革通过调整现有司法人员的组合方式,与经济学中的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契合,必将大力提升司法供给的能力和水平。当然,我们在看到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在解决当前案多人少矛盾中发挥价值的同时,也应注意到改革必然涉及法院内部权力架构的深层次调整,其中既有审判权和行政权或者说是管理权的重配、又有审判组织之间的权责重整,还有法官之间的利益重构,因此必将触动既得利益。如果在改革的过程中未能对各审判权运行主体准确定位,轻则可能因权责叠加或者评价不清出现“在部分试点法院,1位法官配备1名法官助理的模式催生‘窝工’的现象 ”,重则甚至导致身处改革浪潮中的主体因预期不明而逃离审判岗位甚至司法系统,加剧人案矛盾。因此,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充分关注各类主体的利益诉求,尤其是过渡期内的人员心态变化,并通过微系统的制度设置强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细化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工作标准,确保各类主体权责清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改革的平稳过渡和改革目标的实现。

    但遗憾的是,截止目前为止,尽管各地改革法院出台的多份试点文件均涉及到了审判权运行主体的职责,但相关规定略显原则,实践操作中恐难以真正统筹各类主体间的职责和分工。例如,以主审法官为例,尽管其在我国已经经历了实践初创、制度跟进、实践与制度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但直到现在为止,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主审法官的职责定位仍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主审法官是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选拔出来并加以任命的职务,相当于合议庭的负责人,是一种职务。有人认为主审法官就是具体承办案件的法官或者合议庭中的审判长,是一种角色。有人认为主审法官是比其他法官享有更多权力、承担更多责任的法官,是一种权责的重新划分。还有人认为主审法官就是一种资格而已。 又如,法官助理作为本轮司法改革的新生事物,其设立的初衷不仅在于帮助主审法官处理事务性工作和简易的审判工作,将主审法官从繁杂的非审判核心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司审判,更应着眼于司法队伍人才的后续培养。然而,司法实践中,从法官助理的选任标准、程序,到权利义务行使边界,以及责任承担和权益保障等均未明晰,各地法院探索出台的文件也较为原则,缺乏指引性和实用性,不利于法官助理的后续养成,影响到法院系统整体的人才培养和经验传承。

    各地规定有关主体间职责和分工的不明确,必然影响到个体和审判组合的效能发挥。一方面,主体职责和分工的模糊,会令个体无法预判即将到来的司法改革为其带来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方面的变化,无法将个人的人生规划和司法改革的长远规划相统一,容易导致个体的迷茫、忐忑和无所适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全国各地不断报道出来的法官离职现象便是不争的事实和佐证。须知道,改革的生命在于设计,更在于实践,在于落实,如果不顾改革主体的切身感受而一厢情愿的推行所谓的改革盛举,结局往往会事与愿违。另一方面,审判组合的高效运行必须基于各主体间流程化的默契配合,否则便会导致工作任务的重复或者间断,影响组合的整体运行效率。

    因此,为切实解决制约审判权运行主体功能发挥的自身和制度等层面的不利因素,下文将在结合情境理性理论相关观点的基础上,从中观的环境角度和微观的制度角度探索审判权运行主体的准确定位,希冀对于破解当前改革的隐形阻力有所助益。

    二、审判权运行主体的中观定位

    司法改革研究作为一种动态的研究,首先应当置于司法制度研究这一静态研究的前提下。 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主体的定位不能不顾现实,需要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渐进方式推进,否则不仅难以奏效,而且还可能因为破坏了既成的有序状态而使情况更加糟糕。

     (一)给主审法官一个宽松的审案环境

    主审法官是经过还权(裁判权归还)和赋权(审判监督管理权让渡)后,拥有绝大部分审理裁判权能和对团队成员审判监督管理权的主体。作为本次司法改革的创新和成败的关键,对主审法官的改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司法实践中,从主审法官的选任标准、程序,到权力义务行使边界,以及责任承担和权益保障等均尚存在许多不明晰的地方,尚未形成真正的通行于全国的规范指引,不利于主审法官的后续培养。为真正落实审判组织和主审法官的法定审判权力,强化办案责任制,根据主审法官的属性和设置初衷,必须在理顺主审法官与行政领导、合议庭等关系的基础上,为主审法官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审案环境。

    一是保障“行权”,科学设置审判组织,改革工作机制,保障主审法官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和审判监督管理权。一方面,审判权的判断性和中立性特点,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主审法官作为案件的直接承办者时,理应拥有案件审理和裁判的全部决定权,包括但不限于庭前调查、庭审主持和庭后合议,直至裁判结果的做出等各个环节。为此,应当严格落实中办、国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以及中央政法委《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的相关规定,积极推动有关部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抓紧研究制定诸如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形如何记录、记录后如何保证相关人员在之后的职务晋升等过程中不被“潜规则”等的配套制度和工作机制,真正防止干扰司法的相关规章制度流于形式。另一方面,主审法官在审判组合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审判组合的灵魂,为了保证其能便利的整合和调动组合内部的资源优势,应当积极探索建立赋予主审法官一定审判监督管理权和组合内部权责利分配权的工作机制,确保主审法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当然,审判监督管理权包括审判资源配置权、审判监督权、裁判文书的审批权或者签发权、裁判意见的确认、变更、修正或者异议权和法官工作考核权五个方面。 其中,审判资源配置权、审判监督权和法官工作考核权均系从宏观层面的人员、组织管理,行政色彩相对更重,而与具体案件的裁判结果关联性相对更小,在当前法官素质尚无法达到理性状态的情况下,此类管理权仍须存在,且宜由行政领导继续行使。而裁判文书的审批权和裁判意见的确认、变更、修正权均系对具体案件实体裁判的权力,理应由享有裁判权和团队主导权的全权法官(即主审法官)对团队内的人员行使,即此两项审判监督管理权能应由行政领导让渡于主审法官,以平衡放权与监督的关系,实现“放权”不“放任”。

    二是严格“责任”,明确主审法官的案件审理职责和组合管理职责。对外,主审法官自然要对审判组合所审案件的质量负责,但必须严格瑕疵、错误和违法审判案件的责任追究,明确并固定标准和追责流程,防止追责程序滥用,规避未知风险,让法官办案责任追究这柄时刻悬挂在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真正的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在借鉴域外法官办案责任追究和最近中办、国办发布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基础上,笔者建议构建以不当行为为追责基础,以错误裁判为从重情节的递进式的法官办案责任追究模式(见表一),即以不当行为为追究责任的前提和基础,根据主观严重程度区分四个追责层级:不当行为或者错误裁判中的一般过失行为;重大过失的不当行为导致错误裁判,但未造成严重后果;重大过失的不当行为导致错误裁判并造成严重后果;故意的不当行为导致错误裁判。需注意的是,前两个层级虽然列入了追责的范围,但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错案,故不承担错案责任;后两个层级的情形应当严格依照错案责任追究流程办理。实践中,为切实防止法官被不当追责,江苏法院专门成立了“江苏省法官协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制定了专门的章程和工作细则,并定期召开会议,通过制度设置切实保障法官的合法权益。对内,主审法官在被赋予一定管理职权的基础上,必须对组合内部成员的所为负责,结合审判规律和改革精神,负责的范围应仅限定于与审判有直接关系的行为,不宜扩大至成员的其他非审判事务。

    三是落实“利益”,争取在法官职级配备、福利待遇等方面向主审法官适度倾斜。不可否认,改革的本质是利益调整,是利益的重新创造、重新组合和重新分配。主审法官作为审判组合的负责人,不论是资历、承担的任务量还是心理压力较其他成员而言均较大,改革过程中应当给予主审法官相对较高的薪酬,实现责权利的匹配,如此既可以增强法官助理等的心理预期,又可吸收更多体制外的优秀法律人才加入司法审判事业。例如,积极落实医疗保障办法,完善抚恤优待办法,为法官的人身、财产、医疗等权益提供与其职业风险相匹配的保障。

    (二)给法官助理一个合适的职能定位

    法官助理作为本轮司法改革的新生事物,其设立的初衷在于帮助主审法官处理事务性工作和简易的审判相关工作,将主审法官从繁杂的非审判核心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司审判。但实践中,不少改革简单地将以前的助理审判员或者书记员“转变”为法官助理,并未从法官助理的制度本身考量其选任条件、职责及后续管理等事项,出现换汤不换药的司法改革。在此方面,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结合法官助理的自身属性和实践需要,根据不同的任职条件和工作职责,将法官助理分为初、中、高三级,且为培养预备法官,明确具有审判职称的高级法官助理除承担司法辅助职能外,可在主审法官指导下审理一定数量的简单案件。不仅如此,为丰富法官助理的来源,该院还借鉴国外法官助理的制度设计,每年输送若干名实习律师和法学院研究生担任为期三个月的短期法官助理。结合江阴法院的改革举措,我们认为法官助理的定位应当处于动态变化中,即在主审法官和书记员之间担任的角色应有所区分。

    首先,法官助理应是法官的“书记员”。一方面,法官助理从事着审判组合内案件的前期调查、初步调解等工作,对于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当事人的情况均有更为客观的了解和感知,由其作为法官的书记员参与庭审的记录(或庭审的旁观)和简单案件裁判文书的草拟等实质审判环节,可以更加客观的反映案件事实(如调查、调解过程中了解到的但庭审中并未真实反映的当事人情况),有利于法官综合全案所有相关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裁判。另一方面,法官助理跟随法官参与庭外调查、调解、庭审和裁判文书的草拟等环节,在实践中培养司法实践能力,提高司法实践经验,可以真正实现法官队伍之间的传帮带,有利于审判经验的传承和法官队伍的培养,实现审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法官助理应是成长中的“助理”。司法工作是一种高度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既需要系统全面的法律专业知识,又需要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以往一般的培养模式是,年轻的书记员经过短暂的法律工作经历提为助理审判员之后直接办案,毫无缓冲余地,客观上不利于司法公正的产出。因此,设置法官助理这一环节,通过紧密跟随法官参与庭外调查、调解、庭审和裁判文书的草拟等环节,在实践中培养法官助理的司法实践能力,提高司法实践经验,可以真正实现法官队伍之间的传帮带和审判经验的传承,实现审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再次,法官助理是书记员的“法官”。送达、调查和调解作为司法实践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关系到案件的公正裁判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法官助理在送达、庭外调查、调解过程中需要与书记员一起完成相关工作,此过程中法官助理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相应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此时法官助理便是书记员的“法官”。法官助理在此过程中不仅会增强责任意识,而且会通过具体事务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断提高自己的司法实践能力特别是统筹协调能力,为今后更好地独立完成审判核心事务夯实根基。

    (三)给法院同仁一个泰然的心理预期

    诚然,司法改革必然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调整,法官队伍中出现争议甚至非议在所难免,司法审判出现不适应和阵痛也在所难免。当前,有少数院领导、业务部门领导以及一线法官对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表示出了种种担忧,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缺乏改革主体参与的改革注定没有出路。司法改革必须给广大身处其中的同仁一个泰然的心理预期,让不论是否进入员额的人员均有脱颖而出的机会,共享改革成果,如此方能真正保持法官队伍稳定,为改革积极稳妥的向前推进提高重要保障,此可谓是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第一,改革不是简单的利益拼凑。改革的本质固然涉及利益调整,但不是简单地将部分人的利益转嫁至他人身上,更不是简单的“劫贫济富”。本轮司法改革是要通过改革做大法治利益大盘,提供更多可供分配利益,在提高总量的基础上满足各层次利益诉求。当前,改革的基本方式就是做加减法。减的是既得利益,只有先“减”才可能有后“加”,因为只有“减量”才能“提质”,才能“强保障”;加的是预期利益,只有“加”后并形成稳定预期,改革才有可持续性。

    第二,改革不是简单的抛弃年轻法官。有者认为,改革就是“减人”,就是“让年轻人靠边站”,透支年轻人的权益,认为年轻法官必然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此种观点如不加以澄清,难免积非成是,误导改革。司法改革不是简单地论资排辈,并非将年轻法官一刀切为法官助理,而是要在契合法官培育成长基本规律、诉讼程序分类、案件类型分流等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法官职位,明确法官选任标准,并预留出适当法官员额予年轻法官,既保证法官队伍结构的科学合理,也满足法官培养成长的客观需要。

    第三,改革不是简单的责任增加。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将逐步消除司法行政化色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法官要对其承办的案件终身负责。同时,改革也将强化司法职业保障,为法官提供更好的发展机遇,每一位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都将是平等的,其能力和水平都有机会得到充分展现,这将让法官队伍更有职业尊荣感和司法责任感。改革是责和权的同质增加,这是契合司法规律的正确改革思路。

    三、审判权运行主体的微观定位

    不论审判组合的具体运行模式如何,均不应成为阻碍主体能力发挥的桎梏,唯有围绕审判权运行主体为中心,进行模式架构和机制搭建,才能真正地合理优化审判资源。

    (一)审判组合运行模式的外部规治

    审判权运行主体的理性定位依附于审判组合运行模式的搭建,因此,只有先根据改革的初衷和司法现状,递进探索审判组合运行模式各层级,剥笋式地构建审判组合的外部架构,才能为后续的主体定位奠定根基。

    首先定组合。审判组合的确定主要包括组合类型和组合数量两个方面。前者应以案件的类型为基准予以确定,后者应当结合法官办案饱和度调研所得出的人均办案数量予以确定。因为,专业化的分工不仅体现于核心事务与辅助事务之上,亦体现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之间:不同类型的案件从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到裁判结果的作出均有差异。例如,对传统实践模式下的纠纷,可以构建要素式庭前准备+要素式庭审+要素式文书的系统化审判方式,实现审判全程的要素化。对创新实践模式下形成的纠纷,则需要挖掘创新外观下的内在法理,深入调研、加强说理。为此,部分试点法院针对不同的案件类型,设计了不同的审判组合模式予以应对,如以“1+N”模式审理简单的婚姻家庭、道路交通事故等简易案件,以“1+N+N”模式审理股权对赌回购稀释经济纠纷、新型职务犯罪等疑难复杂案件。我们认为,兼顾到将来审理案件的难易程度,做到高、中、低搭配,保证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质量、简易案件的审理效率,在今后的人员分类管理过程中,可以根据中、基层法院的各自特点,采取组织安排和自愿选择相结合的原则,将合议庭或者审判团队组合成四种基本模式(见表二)。

    其次定员额。待审判组合的类型和数量确定后,便需灵活确定每个组合的人员数量及比例,以求现有人员全部定岗定责。但鉴于全国法院系统各层级、各地区、各条线审判执行部门的审判人员和辅助人员的配比不尽相同,审判组合模式不可能遵循统一的定式,例如,根据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的改革方案,审判组合中审判人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配比区间应为[0.4,1.5] ,理论上而言,凡是比例不在此区间内的各级组织,均无法严格按照此模式实现人力资源配置的最大化。因此,员额设定过程中不宜对人员配比设置过死,应当允许各法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充分发挥助理法官这一变量的调解作用——现有审判人员不足时,助理法官可迅速承办案件;现有辅助人员不足时,助理法官可暂时从事审判辅助事务。同时,应充分吸收和发挥人民陪审员的潜力。当前囿于编制所限,审判人员的数量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明显增长,而案件的数量则是不断攀升,人民陪审员群体的发展无疑会助力此矛盾的化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底在全国10省市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试点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凸显了人民陪审员在当期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忽略此类人员的改革模式是不完整的。只有双管齐下,才能解决人员配比不均的困局。

    最后定人事。双向选择下的人员自由组合。审判组合不仅仅是组织形式的搭建,更是权利义务的享有和承担——组合内的成员既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会受到其他成员的影响。而大多数法官被视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普通人 ,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预期选择相应的审判组合,完成相应的工作。同时,在基于自由组建的审判组合中,成员间的心理抵触相对较小,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因此,应尽可能地尊重成员的个人意愿,允许其最大程度地自由组合。

    三个环节之后,具体的审判组合已然架构完成,不仅为以后案件的类型化审理奠定了根基,而且实现了现有审判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从宏观层面最大程度地优化配置了审判资源。但是,审判组合的架构就像人的骨架一般,虽能消除成员间相互博弈和配比失衡所引起的种种弊端,但对缓解肌体内部——成员个体的消极心理却收效甚微,而此尚需模式的内部自洽。

    (二)审判组合运行模式的内部规治

    审判组合成员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要取决于权、责、利的统一。因此,通过明权、正名、确责、评效、保利等方式的改革,不仅可以很大程度增强成员的心理预期,实现审判组合运行模式的内部自洽,而且可以建立适应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内部监督机制,实现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失的改革目标。

    明其权——确保各类主体的权力行使机制。主审法官层面,首先,建立审判组合分案、定案负责制,实现从“院、庭长负责制”到“审判组合负责制”的转变。一方面,立案部门先根据案件类型将所收案件分流到所属审判组合,由相应审判组合的主审法官根据组合内部人员的具体情况(如所办案件类型、在办案件数量、人员能力水平等)再次分配,赋予主审法官案件分配的决定权;另一方面,主审法官对本审判组合所承办案件均具有最终定案的权力。其次,鉴于主审法官在审判组合中的主导地位,对其应赋予考核权,且主审法官对于审判组合其他成员的评价应在绩效考核指标占有绝对的权重(一般应超过50%),真正强化其对组合成员的制约权力。法官助理亦应当赋予与其职责和权限相匹配的管理权限,如对书记员的指挥权和评价权等。

    正其名——消除法官后顾之忧。囿于法官员额的比例有限,且过渡期内需保留一定的员额比例,必然有部分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员暂时不能入额成为主审法官,但对此类人员不宜直接褫夺其法官资格,将其由法官变为法官助理,因为如此既有违《法官法》关于法官任免程序和条件的规定,更会严重挫伤该部分人群的工作积极性。借鉴有关省份的改革经验,可以考虑原先已经取得审判职称的人员在过渡期内继续保留法官资格,并享有过渡期内优先入额的权利,待过渡期满后再行决定其身份。如此不仅有利于法官队伍的稳定,而且为其顺利办理案件扫除了障碍。

    确其责——厘定审判组合成员职责。主审法官陷入烦琐事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各成员的职责分配不清晰。根据审判组合的设计宗旨,审判核心事务,如案卷的阅览、庭审的主持和文书的撰写等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实体性事宜由主审法官完成;审判辅助事务,如送达、保全、一般事项的调查、调解、接待当事人、案件信息录入等程序性事宜由法官助理或者书记员完成。为此,主审法官的职责应主要限于主办案件的终身负责、审判团队的管理职责以及对法官助理传帮带的司法经验传承之责。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职责主要限于根据主审法官的指派处理好具体的事务性工作。

    评其效——建立公正考评机制。鉴于审判组合各主体发挥作用的方式各有不同,应当根据各岗位的不同特征建立相应的考核指标。如主审法官的主要职责在于把握整个审判组合的运行情况,其考核指标更多地是建立在与其他审判组合的横向比对中,审判组合的运行状况占主审法官绩效考核的绝对比例(如70%-80%),激励主审法官将精力主要用于审判组合的宏观把控。普通法官的主要职责在于公平高效的审执结案件,其考核指标主要应体现在办案指标完成率、案件发回改判率、正常审限内结案率等。审判辅助人员的主要职责是优质高效地完成审执辅助事宜,保障案件审执的顺利进行,其考核指标主要应体现在工作负荷、工作质量、专业技能等方面。

    保其利——确立科学职业保障制度。从消除潜在的错案风险和增加现有的物质利益正反两方面激励成员。前者是因为法官敢于独立作出裁判,系缘于自身利益不会因为独立裁判而发生影响。从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要保障法官的利益因独立裁判不是变得更少,而是更多。 为此,可以建立“过问留痕制度”和“差错案件评定和问责机制”。同时,应当建立错误处理的反转机制,即对司法人员作出错误处理的,应当恢复被处理人的职务和名誉、消除不良影响,对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并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者的责任。后者是囿于审判组合的数量所限,绝大多数法官无法成为改革模式中的主审法官,相应地也无法享受到主审法官的优厚待遇条件,心理会产生较大波动,如何平衡主审法官的“地位”与年长普通法官的“资历”之间的利益便成为问题的关键。借鉴“职级并行制”改革方案,可以在审判组合内部建立相似的福利待遇体系,即职位(主审法官)与职级(法官等级)并行,均与待遇挂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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