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 放入收藏
关键字: 栏  目:
您是第 29339111 位访客
网站首页 无锡法院 新闻中心 法院文化 审判研究 裁判文书 诉讼服务中心 庭审直播
民意沟通中心 阳光执行 媒体聚焦 新闻发布 典型案例 审务公开 青年法官论坛 代表委员联络
  当前位置:青年法官论坛

资质出借者环境侵权之责任承担

作者:周科 刘英  发布时间:2018-08-17 14:55:58


    一、“资质出借”的考量——从一起典型案件出发

    2010年始,刁某向A贸易公司租用四只罐体经营煤焦油生意。2012年,刁某委托王某(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处理其经营中产生的煤焦油分离废液,约定处理价格为每吨180元(委托固废处理中心焚烧处理费用为物价部门核准的2500元/吨)。其后,王某以拖油为名向B化工公司负责人借用该公司装运危化品的槽罐车。B化工公司驾驶员马某受公司负责人指派驾驶公司危化品运输车辆槽罐车,根据王某的指引,将车开至A贸易公司,从刁某租用的罐体内,装载了30.24吨煤焦油分离废液,后将车辆开至王某事先踩点确定的倾倒地点。当晚21时许,王某、马某趁无人之际,将车内煤焦油分离废液倾倒,致使河内附近水体大面积被污染。关于上述倾倒废液之事马某事前未向B化工公司汇报,B化工公司和A贸易公司事前均不知情。

    此案特殊性在于存在错综复杂的租用、借用关系:最初盛放危险废物的罐体、运输危险废物的槽罐车都不是污染物所有人、污染行为直接实施者所有,均由具备危险废物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资质的人出租、出借。根据相关环境法律法规,危险废物处置有严格的流程规范,常常须经环保部门审批后交由定点处理中心进行特殊无害化处理。与此配套,也规定了严格的危险废物处置资质,保存、运输危险废物均须专门的容器、车辆,承担危险废物运输的单位应获得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危险废物运输资质,以确保危险废物从生产到处理到最终处置具有很强的追溯性。危险品贮存、运输专用资质的法律制度设计,就是为了设置风险管控门槛,以保障公共安全,避免危险品不当扩散和环境污染。

    资质来之不易,但借之有利,从发达地区特别是化工企业众多的东部地区的现实来看,类似的租用、借用资质现象绝非个例,且呈不断恶化趋势,在危险废物运输、处置领域已是公开的秘密,大量环境污染行为在“合法”外衣掩盖下堂而皇之地逃避着环保部门的监管,导致环境性质发生变异,并随时对暴露其中的他人人身权益、财产权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 资质赋予权利,但必受规制,拥有者一旦越界必面临法律制裁。

    (一)资质出借之身份界定

    结合《侵权责任法》第八章和相关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污染者”是指污染源的控制者与排放者。 案件中,王某、马某、刁某均是污染者自无疑问,但A贸易公司和B化工公司作为资质出借者既非污染物的制造者,亦非污染源的控制者和排放者,难以就此认定为污染者。那么,在数人环境侵权中,其身份究竟为何?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环境行为,若无资质出借者加入,通过普通罐体和车辆反而更易达到污染环境的侵权目的且成本更低。资质出借者单纯提供了贮存危险废物的罐体和运输的槽罐车,或为盈利,或为人情,对整个污染事故的发生贡献度极低,表征易见,其行为仅是提供工具、场所和便利,但正是资质的特殊性,使其加入因果关系链条,成为资质类数人环境侵权中不容忽视的身份所在。资质出借者缘何承担责任?必须考察资质的内涵及对责任认定的作用。

    资质,又称资格,是从事某种特定行业、实施某种特定行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技术等基本要求,并取得主管部门颁发的具备从事某行业的资格凭证。对公民而言一般称为资格,法人则为资质,往往是行政性的强制性要求。亦言之,资质是对法人的强制性规定,只有获得此类资质,法人才能从事法定行业、法定范围内的活动。在环保领域,资质主要表现为产品生产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污染物运输、处理许可证、污染计量论证证书等。究其性质,资质的各种能力要求已然内设资质拥有者之注意义务,获得资质,意味着比一般人享有更多权利,可为一般人所不能为之行为,但相应地也要承担比一般人更高之注意义务。资质是一种权利能力还是行为能力理论界虽尚无定论,但不容置疑的是,无资质则无行为能力——即使实际行为者已拥有资质所要求的各种能力,也无权为资质行为。由此倒推,相应的资质许可范围内的行为必然是资质拥有者所为,擅自出租、出借资质的行为必招致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否则,资质制度将形同虚设。

    (二)资质出借者之责任认定

    就侵权责任认定之过错要件而言,资质出借者有预见自己的出租、出借行为将导致环境侵权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尽管可能不会预见到他人利用资质直接实施倾倒等更为严重的环境侵权行为,且明知危险品贮存专用容器和运输专用车不得转借他人而以营利为目的故意为之,构成对资质要求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对最终损害的发生有一定过错。此种过错可能表现为间接故意,即虽不希望或追求环境污染、损害他人利益的侵权目的,但明知违背资质要求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环境的后果,仍放任自己的行为。但通常更多表现为一种过失,即在出借资质时,应当预见却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使用者不当使用资质污染环境,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最终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因而,对资质出借者而言,主观上有预见可能性,客观上违反注意义务,对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这种因过错导致承担责任,应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有过错才有责任,无过错即无责任,就像一个门槛,在门槛一边是行为人自由的安全区,跨越门槛意味着责任承担。这与产生生产污染的污染者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归责有所区别,后者中损害由危险本身而非过错引起,反之,即使尽到适当注意义务,仍可能由于危险本身造成损害。案件中的A贸易公司明知无营业执照且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刁某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情况下,仍将专有罐体出租给其进行危险废物经营,B化工公司未经查验,就将危险品车辆借给王某运输危险废物,作为危险品车辆所有人疏于对危险品车辆承运危险品货物的监管,对损害发生均有过错,应进行过错归责。

    就侵权责任认定之因果关系要件而言,当多个人的行为造成一个损害结果时,通常应按照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判断。 相当因果关系由德国学者Kries于1880年首次提出,他认为因果关系须满足两项要件:其一,该事件为损害发生之不可欠缺条件,其二,该事件实质上增加了损害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前者谓之条件关联,运用“But-For Test”,关注的是,作为事实,被告行为是否是原告损失的原因;后者即“相当性”判断,关注的是,作为法律,被告是否应对其事实上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英美法上分别称之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污染者与资质出借者在无意思联络情形下各自实施的侵害行为联结为一个整体,构成共同的违法行为的原因,造成同一损害结果,污染者的直接加害行为对结果发生发挥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作用,资质出借者的出租、出借行为仅对结果发生发挥一小部分作用,但对外相互结合成为损害结果发生的统一的原因,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链条绵延不绝,何处切断就需要价值判断的融入,进行“相当性”判断,因果关系最终所指的就是法律上的可归责性,以适度限制行为人的责任。这里相当性拟判断的是,行为对损害发生可能性的提升程度是否具有相当性。用于判断是否具有相当性的知识之确定,遵循常人基础上的适度增加之准则, 结合事件发生的正常经过,并与个案情境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以此为标准法官在认定因果关系的相当性时,常无意识地受到行为人过错程度的影响,盖因过错要件的价值判断过于粗糙,反之,亦可说,通过因果关系相当性判断,也体现了对不同程度过错行为的不同程度的负面评价。故此,以相当性的标准能够判断的是,污染者的直接故意加害行为有效增加了损害的客观可能性,可视为损害的充分原因,与损害的全部处于相当因果关系,应对全部损害负责;而资质出借者违反注意义务的出租、出借行为轻微,并未与损害的全部处于相当因果关系,应在自己行为涉及的相当因果关系范围内承担责任。

    二、与传统数人侵权责任形态的抵牾

    在资质类数人环境侵权中,资质出借者违反注意义务出租、出借资质,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在自己行为涉及的相当因果关系范围内承担责任。传统数人侵权责任形态无外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补充责任等,但剥丝抽茧后,不得不说,资质出借者与污染者之间的责任承担与其存在抵牾。

    (一)不具备共同侵权适用全部连带责任的法律基础——意思共同

    《侵权责任法》第8条和第9条第1款均是对共同侵权适用全部连带责任的规定。共同侵权中对共同的认识存在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之分,主观说强调须有共同过错,即具有主观关联共同;客观说认为虽无共同通谋和共同认识,只要行为具有关联共同即可;折衷说主张既要考虑各行为人主观方面,即各加害人应均有过错,但不要求共同的故意或意思联络,只要求过错内容相同或相似,也要考虑各行为人行为之间的客观联系。 从立法意旨、目前理论通说和实务对《侵权责任法》的解读来看,目前我国对共同侵权行为的认定持谨慎态度,采纳主观说,即共同实际上指的是主观共同,构成共同侵权,主观上须有意思联络或共同过错。原因在于正是基于共同过错,各行为人认识到了、预见到了或者主动追求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结为一体,共同对他人造成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也不会给行为人带来过重的、不可预料的责任。此外,《侵权责任法》严格区分了有意思联络和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了无意思联络情形下数人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价值取向,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第8条应该指向的是有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即共同侵权。可以说,意思共同是共同侵权适用连带责任的伦理(也是法律)基础,司法实践在认定是否承担连带责任时应慎之又慎,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以免过于加重责任人的负担。倘若由各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基于行为关联共同对损害结果负连带责任,则实际上是强令某个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负责,不符合侵权法上为自己行为负责的原则,必然会过分加重侵权人的责任, 不当扩大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

    意思共同成就了共同侵权适用全部连带责任的逻辑和道德上的说服力。资质出借者与污染者不存在意思联络,没有进行通谋,对污染者的污染环境行为事前不知情,尽管其主观上存在过错,但与污染者的过错不具相同性。资质出借者无视资质的约束力而出租、出借,未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更多表现为一种过失,但与资质要求相对应的适当的注意义务显然不包括直接倾倒危险废物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后果,其可能预见并能够尽到适当注意义务的程度,或许只是罐体脱离其控制范围后贮存过程中因无资质而污染周边环境,或许只是车辆违规出借后使用过程中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因出租、出借资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不具有直接倾倒危险废物的故意或过失,而污染者具有直接倾倒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故意。可见,无意思联络,亦无共同过错,资质出借者与污染者之间不能适用全部连带责任。

    (二)不符合分别实施侵权适用按份责任的法律规定——部分因果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3条第2款对《侵权责任法》第12条作出细化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数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在主观上并无意思联络,但造成同一损害,承担按份责任的基础在于“每一个污染者的污染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即只存在部分因果关系,故法律要求各加害人按照自己的份额来承担按份责任也是公平起见。在资质类数人环境侵权中,虽资质出借者的出租、出借行为远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只对同一损害结果的发生发挥了较小作用,但污染者的污染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即使无资质出借者的加入,其亦可最终完成甚至可能更顺利地完成倾倒废液造成严重污染的后果。故缺乏“部分因果关系”之条件,资质出借者与污染者之间也不能适用按份责任。

    (三)不满足不真正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的法律要求——与第三人有关的环境侵权

    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是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正如《侵权责任法》第68条的规定。污染者和第三人基于不同原因而偶然产生同一损害事实,污染者一般无过错或过错轻微,但为第三人的侵权行为的实施或损害后果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实质是以污染者为媒介的第三人单独环境侵权,由第三人承担最终责任,第三人才是终局责任人。显然,资质出借者不是主要侵权人,非承担最终责任的第三人,其所为的环境侵权不属此种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情形,不适用不真正连带责任。

    补充责任作为特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一般源于第三人侵权时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之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之人为第三人侵权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机会,使其能够顺利完成,第三人为直接责任人须先承担责任,其无法确定或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方可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按其过错承担补充责任。与数人环境侵权相关的补充责任是《侵权责任法》第37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之补充责任,但其主体限定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资质出借者显然不满足其主体要求。退一步讲,即使满足主体要求,资质出借者也不是因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最终环境污染的后果,遑论在第三人行为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行为紧密结合时更不适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

    三、适用部分连带责任合理可行

    资质出借者因出租、出借资质承担过错责任,回归到数人环境侵权并溯源多数人侵权责任分担机制,却与传统型侵权责任形态无法契合,从实践上讲,发展出处于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之间的、相对复杂的新型责任形式,恐怕更为灵活,也更为公平。部分连带责任应运而生并发展至今,弥补了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的弊端,运用到资质类数人环境侵权之责任承担上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

    (一)理论基础:基于违法性差异与基于原因力差异 

    众所周知,日本在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上采客观共同关联说,即便行为人之间无意思联络和共同过错,只要行为具有客观关联共同也要就所有损害负连带责任,目的是保护受害人。但现实的案件中,有些共同加害人的行为违法性和原因贡献度之低,令法官不忍就一切损害课予其连带责任,于是法官在客观共同关联说的框架下,先承认其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却在效果和责任范围上进行限制。  这一点为北海道大学的川井健教授所发现,详加阐述形成了“基于违法性差异的部分连带责任说”,作为对共同侵权行为客观说的缓和。他认为,各行为人以自己参与行为的限度负责任,以该限度承认共同加害人之间一部分连带,残余部分构成造成原因更多的行为人的个人性赔偿义务。  在这种场合下,以各行为人的行为的违法性作为判断各行为人自己参与行为的限度的基准。  也就是说,违法性程度大的加害人负全责,违法性小的加害人仅就一部分损害负连带责任。不过,由于川井说以“违法性差异”为部分连带的判断标准,给传统理论带来巨大冲击,引起学者的疑虑。名古屋大学的森岛昭夫教授指出,加害人的行为无论其违法性大小,只要与损害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就应当对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则。因此,在相当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下,如果说共同侵权行为人仅就各自的违法性程度承担部分连带责任,这意味着对上述基本原则的修正,需要在理论说明上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森岛昭夫同时也明确承认,以“山王川案”和“四日市哮喘病案”为代表的环境污染案件中,一方面存在为救济受害人而扩大共同侵权行为的适用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受害人为确保赔偿的实现将很多对污染贡献不大但有支付能力的企业列为共同侵权人,并要求这些企业对全部损害负连带责任的不合理现象,这是川井说的实践意义之所在。  

    杨立新教授论证部分连带责任在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适用时,倾向于“基于原因力差异的部分连带责任说”,鉴于加害人一方对造成损害的原因力大小不同,在各自原因力大小的共同限度内,承认提取最大公约数的部分为连带责任,剩余的部分由原因力较大的加害人负个人赔偿义务。 司法实践中比较各行为人的违法性大小实属不易,以原因力为基准符合侵权行为法原则,更具合理性。所谓原因力,是指在构成损害结果的共同原因中,每一个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 举例来说,两人所为的共同侵权行为中一人行为原因力为80%(主要责任人),另一人为20%(次要责任人),若适用连带责任,两人在中间责任上均要承担全部责任,对次要责任人明显不公平。若按照部分连带责任理论,将原因力重合部分即20/80=25%作为连带责任,剩余的75%由原因力大的人单独承担,再对连带责任(25%部分)的最终责任进行分割,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实践中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更具操作性,每人承担12.5%。故在中间责任承担上,主要责任人共可承担100%,次要责任人仅承担25%,在最终责任上两人分别为:87.5%和12.5%。这样的责任承担规则,改变连带责任在最终责任上才按原因力划分各自份额的不当之处,避免了由次要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所带来的不公平,显然更为合理。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共同侵权采主观说,似乎无法引入共同侵权客观说框架下的部分连带责任理论,但第11条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已然包含各行为客观关联共同与无关联共同的情况,也是基于原因力确定责任形态,“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说的即是各原因力程度均为100%的场合构成连带责任,而原因力差异悬殊的情况下即会产生部分连带责任的适用。因此,与日本侵权法不同的是,在我国《侵权责任法》框架下,“基于原因力差异的部分连带责任说”并非是对第8条的限缩,而是对第11条的扩张。

    (二)裁判准则:《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3条第3款

    2015年6月3日起施行的《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3条第3款即体现了对《侵权责任法》第11条的扩张,对基于原因力差异的部分连带责任说加以引用并诠释,“两个以上污染者分别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部分污染者的污染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污染者的污染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请求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污染者与其他污染者就共同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并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将隐藏在《侵权责任法》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之间的“100+50=100原因力的分别侵权行为”挖掘出来,即部分人的行为具有100%的原因力,部分人的行为不具有100%的原因力,但是原因力相加,仍然高于百分之百。  也为无意思联络之污染者与资质出借者之间适用“基于原因力差异的部分连带责任”提供了法律渊源上的借鉴,此处称之借鉴,上已论及,实因资质出借者非严格意义上的污染者,尽管如此,第3条第3款大胆创新了部分连带责任以回应数人环境侵权之责任承担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值得在资质类数人环境侵权之责任承担立法上予以参照。

    (三)价值导向:加害方与受害方利益的合理平衡

    资质类数人环境侵权中,资质出借者和污染者是加害一方,受害的是极为脆弱的环境及暴露其中的他人人身权益、财产权益,双方责任承担的基本价值判断标准除了要使受害环境快速修复及受害方获得有效救济外,还要使行为人的理性预期与其责任承担相一致,这是效率与公平的兼顾,亦是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失与预防损害功能的平衡。基于此种价值导向不难发现,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形态各有利弊:按份责任优先考虑对加害方的公平,但在加害人较多的场合,按份责任实则弱化了单个责任人的压力,同样也弱化了其提高注意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因受害方需证明数人侵权行为在损害结果中所占的份额,增加了诉讼难度,并且可能存在部分加害人查找不到或没有足够赔偿能力的情况,对受害方难以提供有效充分的保护。相反地,在环境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尚不健全的背景下,连带责任增加责任主体数量,有助于预防数人环境侵权,救济受害方,但也可能以牺牲加害方的利益为代价,哪怕资质出借者本身只需承担小部分份额,他也必须首先对外承担全部责任,且要面临无法从其他行为人处获得相应清偿的风险,可能使其承担本不应承担的份额,蒙受不公平,反而使本应承担更多份额的污染者得以逃脱。 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基础根本还在于过错责任体制下的可预见性或因果关系理论,而非因加害方相对于受害方在道德上处于劣势,理应比受害方承担更多风险。

    从效果论上说,部分连带责任以原因力差异为基准,使得各行为人各自对与整体侵权行为处于相当因果关系中的损害负责,通常损害的部分作为连带债务,以特别情况产生的损害部分只由有可能预见该损害发生的人负责任。 拓展和丰富了传统侵权责任形态,取舍了按份责任与连带责任的利弊,遵循“利之所生,损之所归”这一衡平法精神,平衡了加害方与受害方的利益,更利于实现最大化的公平和效率,是对资质类数人环境侵权之责任承担形态的完善考虑:一方面,相对于连带责任,部分连带责任强调各行为人在自己行为参与的限度内负责任,修正了由次要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所带来的不公平,可以防止污染者逃脱时最终由次要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风险,遑论实践中时有不能有效通过内部责任分担机制追偿的情况发生。作为次要责任人的资质出借者,其可在与污染者污染行为之原因力重合部分和过错限度内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相对于按份责任,在连带限度内受害方可获得充分有效救济,一定程度上减轻无辜的受害方单独承担个别侵权人清偿不能之危险的压力。

    (四)审理方法:以原因力差异为判断基准 

    部分连带责任要求对原因力进行判断。污染者作为一个整体,与损害的全部处于相当因果关系,若无资质出借者的加入,其行为亦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为100%,应对全部损害负责。资质出借者违反注意义务的出租、出借行为轻微,应在自己行为涉及的相当因果关系范围内承担责任,此处的相当性程度之价值判断,在司法实践中,由法官遵循“常人基础上的适度增加”之准则,依据经验之启发、事件发生的正常经过及个案情境综合判断,酌定比例。

    以开篇的案件为例,倘若经法官酌定后,资质出借者作为一个整体,行为原因力为50%,只造成部分损害,尽管不属于100%的原因力重合,但仍有部分原因力重合,就与连带责任发生联系。则可将原因力重合部分即50/100=50%作为连带责任,剩余的50%由污染者整体承担,再对连带责任(50%部分)的最终责任进行分割,每个整体承担25%。故在中间责任即对外责任承担上,污染者整体共可承担100%,每个污染者亦承担100%,资质出借者整体仅承担50%,每个资质出借者亦承担50%;在最终责任即对内责任上两个整体分别为:75%和25%。同理,两个整体内部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部分连带责任对行为原因力小的次要责任人资质出借者来说,无需首先对外承担全部责任,只承担50%的责任即可,主要责任人仍需对外承担100%的责任,对加害方是公平的;对受害环境和受害方而言,也可在50%的连带限度内获得充分有效救济,兼具公平与效率。

    四、结论

    资质出借者因其过错与污染者共同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同一不可分后果,是环境之殇,亦是受害人之痛,必须给以法律的否定性评价,由其在自己行为涉及的相当因果关系范围内承担过错责任。此类案件的裁判规则可以概括如下:

    “污染者通过租赁或借用等形式,利用具有危险废物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资质的人之专有工具、设备、人员等,实施污染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提供便利的出借者事前不知情的,污染者的污染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出借者的行为只造成部分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请求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污染者与出借者就共同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并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1页  共1页
关闭窗口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崇宁路50号  邮编:214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