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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开视野下信息场平衡的策略

作者:姜丽丽 任华 杨温蕊  发布时间:2018-08-17 14:13:52


     近年来,舆论与司法冲突频发,两者关系紧张异常。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规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防止舆论影响司法公正。如何有效应对司法舆情、挽救被扭曲的司法形象?辩证认识舆论监督与司法民主价值的关系、构建司法对舆论(或者民意)的甄别吸纳机制、通过司法公开的倒逼机制改革完善司法等方式固然有利于两者关系的改善,但这毕竟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若期许两者关系在短期内有进一步的突破,则必须转变思路,另辟蹊径。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早在《公众舆论》中细细描绘了舆论现象的种种内在与外在机理,剥开了舆论的起源、传播、扩散的真相,在其看来,公众的舆论是可操控的。而“信息场”在舆论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无数个人的意见在“场”的作用下汇聚,通过交流、协调、组合、扬弃,快速形成舆论。 信息场,就是因社会性的影响舆论形成的思想文化场所,具有时空的虚拟性。 在这里,“场”的概念从物理学范畴被引入之人文社科领域,特指相互作用的物质的或观念上的时间、空间概念。

     利用康倍尔的“因果漏斗模型”可以在宏观层面解释舆论在虚拟信息场中的形成过程:漏斗的开口或大或小,同时“装进”很多种意见或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客体的情形也显得较为清晰,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开始考虑多种因素,各种意见相互碰撞、融合,舆论的种数减少到有限的几种。如果画个图,便形成一个漏斗状,漏斗状可以用来解释意见形成的逻辑,漏斗内的意见碰撞和融合有点象黑箱作业,其中包括生理成长、心理发展、社会影响、政治和经济因素、理性思考等的各种考虑。最后只有很少的几种因素显示出他们在舆论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这种舆论形成的模型,提供了一种从信息场角度观察思考舆论形成的过程及影响因素。即,多元信息经过反复交流、碰撞,在多种因素的杂糅下,最后生成有限种数的意见,主流舆论就此形成。简言之,作为消息的集散地,围绕舆论客体的各种信息相互博弈,并且这种博弈与公众的观念合作,决定舆论的方向和性质。以此角度切入观察,司法舆论危机的产生在很多情形下与信息场的失衡有关:因信息量提供的不足导致“量”的失衡,因认知关联度断裂产生“质”的失衡,因“质”与“量”的失衡导致“力”的失衡,最终司法在信息场的博弈中落入下风。故而,若期许司法公开在彰显司法形象、反制负面舆情、争取独立审判空间方面有所建树,不如从信息场的平衡构建入手,提升司法在信息场内的话语权。

      一、通过信息多元化达到“量”平衡的策略

     “量”的失衡导致信息场内“劣币驱除良币”

     信息传播的“管道效应”理论形象的描述了何为“量”的绝对失衡:在“信息管道”中,如果不用官方和正规的信息填充满,空隙的地方会滋生谣言和小道消息;在“信息管道”中,如果出现谣言和小道消息,一方面是有别有居心者蓄意破坏,另一方面也说明“信息管道”中的官方和正规消息不足。 换句话说,如果官方对公众案件进行消息回避,不仅难收控制劣质信息发散之效,反而会加速小道消息的滋生传播,大量的低信任度的消息源会降低信息的可靠度,致使信息场失去平衡。此外,还存在“量”的相对失衡情形:当受众面对两种冲突的信息时,两种信息不同的呈现顺序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即当先呈现信息A,紧接着呈现信息B,且在信息呈现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测试态度的改变,受众倾向于接受信息A。 这就意味着,在新媒体时代,司法部门如果不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其他信息就会分散公众的注意力,产生扭曲的、放大的甚至是恶意的后果。在正规消息渠道不畅、公众视听受阻的情况下,媒体或者自媒体为了获得消息来源,只能通过采访带有情绪偏见或者受害人家属乃至一方律师,试图通过碎片化的情节拼凑还原事实真相,未经确定的事实经过妙笔生花的加工更具故事性和吸引力。在网络传播技术的助推下,舆论的天平在良莠不齐的信息传播中倒向公权力的对立面。

     “量”的平衡要求构建开放的信息场

     因此,信息场域充足、连贯的信息,让公众以正确的思想认识舆论客体,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舆论引导。开放的信息场,意指通过竞争性的多元信息形成“量”的均衡。信息场多元信息的有效参与要求信息释放的时间与量的双重均衡,从而保障公众的信息权,使其免受劣质化的信息鼓动,并可形成冲突信息间的互相制约,扭转“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回归信息场“各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 的本质。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现代社会,对信息的封锁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媒体包括自媒体引领下的舆论普遍怀有“无冕之王”乃至“救世主”情结,只要案件触及权贵阶层、道德底线,就必然紧盯不放。更有甚者或者“以侦查人员”身份自居,以采访“有关人士”“知情人士透露”的噱头传播大量低信任度的信息,干扰公众对事实真相的认识。或者突破质疑的界限,直接对司法的专业判断形成干预,开启全民法官时代。司法与其消极避让,不如及时提供公众需要的信息,“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正面信息的影响力才能够显示出来,才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接受者的认知。

     形成开放的信息场,不仅要求司法了解有关某一舆论客体的信息力量的对比,还要通过估量信息性质及舆情导向,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引导。根据传播学上的黄金分割理论,如果某种信息属于“量多”级别且倾向不正确,那么最起码需要一定范围内三分之一的另外的较为正确的意见,方可不使这种意见发生影响全局的作用。由于公众接受信息一般不是单一行为,而是带有连贯性质的,因此司法信息应前后衔接,既不能中断,更不能前后矛盾。

     开放的信息场的具体构建策略

     一是通过网络大数据分析研判,及时构筑信息场。大数据的特点为规模大、非结构化、数据集彼此无关联,需要快速地分析,且其分析依赖于新兴的技术和人才,大数据不仅可以比较准确的预测热点问题,还可以预测舆情的发展,为2012年-2013年产业界、科技界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一项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平台可以分析更多的数据,甚至可以处理与某个特别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而不再依赖于随机采样, 此技术不仅可以准确预测舆情,还能分析热门话题的走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Devavrat Shah和学生发明的新算法在预测Twitter(推特)热门话题时准确率在95%以上,且平均比Twitter官方热门话题出来的时间早90分钟,甚至有些热门话题能够提前5小时预测出来。 司法机关可通过与网络技术部门合作,运用大数据分析法,估量舆情、把握舆情数量、了解舆论力量对比,以便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引导。

     二是允许多种信息参与,充分构筑信息场。对信息场所反映的民意、信息应做最宽泛的理解,不仅包括街头巷议、也包括网络舆情(包括网络跟帖、网络评论),传统媒体的意见等,信息的来源既包括不特定的多数人,也可以是具体的某类人,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意评议团等。故而信息的采集也有多种方式:网络舆论汇总,走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小范围的民意测评、问卷调查等,如此,发挥“兼听则明”的优势,避免“偏信则暗”的失误。

     三是通过提高信息品质,净化信息场。从充分竞争的角度出发,信息场的净化不应以限制打压为主,而应通过司法与主流媒体的合作,依靠媒体自律、信息竞争、法治保障共同维护信息场的健康环境。结合我国主流媒体的半体制化特征,不难想象这些媒体在组织上、制度上的较大约束性,因而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能够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的。此外,一个理性的信息场有其优胜劣汰机制,在信息的相互竞争中,好的信息生产者自然会被多次选择,而劣质的信息生产者则终将被市场多淘汰。相比于网络舆论的“集体无意识”,正规媒体至少还是一支比较健康的力量,应为司法所依仗的重要宣传盟友。当然,对于溢出社会秩序、他人合法权益的极端信息传播,应以法治。

     此外,信息品质的提高还有赖于报道规则的设定:1.法治新闻报道更应坚守专业化报道原则。隔行如隔山,在一个专业化、细致化的社会分工格局中,仅有新闻记者的线索嗅觉但缺少专业化的视角和立场,不仅无法与司法机关进行顺畅沟通,而且常常会发生报道的低级错误,更勿论做出有深度的评价,因此笔者建议法治新闻的报道者应有一定的法学知识,以免误导社会。2.媒体对案件评论的有限性原则。对于媒体能否就未决案件进行评论不能一概否定,胡克教授的沟通主义哲学就认为:在不同的公共领域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商议性沟通……包括大众传媒和普罗大众。这种商议性的沟通不仅对法律确切内容的确定,而且对法律的合法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些涉及到基本道德、社会伦理、民风习俗等扎根于生活实践或可上升到道德层面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律的技术性问题,肩负社会使命的媒体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期形成合理的公共沟通领域。但是媒体在发表评论的时候,应对司法的专业判断形成保留。

     二、通过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促进“质”平衡的策略

     “质”的失衡造成公众对司法的“认知关联度断裂”

     认知心理学和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倾向同最大程度的关联性相吻合,则认知效果越大,为进行加工处理而付出的努力越少,关联性就越强。 据此,以论证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艰涩难懂的文字表述回应公众,虽然显示了司法的严谨,但可能会遭遇认知关联度断裂的问题。

     与之相比,则是负面信息夸张的叙述手法,直接、迅速的产生“即刻肤浅反应”:通过“贴标签”代替全面审查,将审判过程中的一些信息提取、合成、加工,创造性地生成夺人眼球的词汇,将“犯罪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合成为“临时性的即意犯罪”,有意无意间忽视了对案件细节方面的信息传送,以非专业的眼光引导非理性的民众等。

     面对同样的受众,不同的信息传播方法将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这就意味着,“它(法院)同样负有义务,怎样和社会舆论进行沟通,能够最大程度地解释判决的合法性、合理性,并对种种疑问进行解答。” 

     “质”的平衡要求构建沟通的信息场

     “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全部的合法性最终必须而且只能基于这个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外国的做法或抽象的原则”。 失衡的信息场已经证明这种认可必须是双向交互而非单向灌输式形成,因此借由深度的信息释放,通过司法与公众意见的一次次讨论、汇聚、分合后,在不断的试探甚至是试错的比对中,共同凝聚判决的最大公约数,尽量弥合司法与公众的认知关联度断裂问题。

     深度沟通的关键是信息的“有效”传递。从哲学的认识论角度看,信息的接受过程本身就是从最初的判断到比较、分析、综合,再到从感性认识形成理性认识,并化为自身认识的一部分,这样的信息传递对于公众的观念影响将是深刻的,而这所有的一切,起源于接受者对信息的“注意”。普通公众与法律精英对案件认识有可能分歧巨大,前者对相关信息的接受特征是简单化,特别是,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不仅提供了快速、便捷、海量的信息传送,也将公众的信息接受方式推至极简化。因此,在信息的传递上,不仅需要量的持续积累,更要考虑传递的技术:首先,在起始信息的传递不要求全面,而是要求清晰、明确和有吸引力,以尽早在他们的接受过程中形成位置;其次,寻求公众意见与司法沟通融合的连接点,用符号学的表述就是要求双方有共同的编码,也就是公众能够理解信息并产生共鸣。在认识、沟通过程中,公众的编码能力和特征是常数,变数在于信息是否为公众所“有效”。媒体,包括自媒体对案件故事性的描绘渲染,以抢眼的标题、切割式报道、邀请式评论等方式“含蓄”地表达自身倾向,暗合公众口味,并进而成功的营造了舆论优势,而正规消息教化式功能的信息传播,导致传播实践中“无效”的信息传播过度与公众需求的信息之间的矛盾,容易导致公众的心理受挫。再次,信息场越广、空间度越大、刺激越频繁,则信息的流动就越广泛、越扩散,信息可“以扇面形状向四面滚动,并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的舆论波,” 形成信息优势。

     基于上诉因素,一般的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乃至法律文书公开并不能完全满足公众对司法信息的需求,我们的司法宣传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宣传案例,而应通过更为简单直接的方式对案件信息进行传递,通过有效信息的传递和反复沟通对公众进行有效引导。

     沟通的信息场的具体构建策略

     一是以庭审直播(录播、录音)的直观方式,实现与公众的直接沟通。现代媒体能够使司法公开达到事实上最大的程度,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公开审判到底可以公开到什么程度?美国著名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学者亨斯特勒一语道破说:“直播的理由是公众有权看到审判而法庭却是容量有限的,而电视可以让公众在家中现场看到审判;而反对者则认为摄像机将改变证人和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影响公众审判。” 热点案件中的沟通失败教训和国外经验表明,庭审直播(录播、录音)可将原汁原味的案件无添加的呈现,这远比抽象的说理更具说服力。

     当然,这就涉及到一个可公开性的问题。传统上以被告人权益保护为核心(国家秘密除外)来决定是否公开,但这忽视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而后者可上升至“公共利益”的高度,而“公共利益”才是国际上判断信息公开的核心标准 。法治实践中的“公共利益”属性具有转换性,某类归属于私人无须公之于众的信息如涉及公众权益,则信息的属性发生变化,由私人性变为公共性。但案件牵涉到公私权利冲突、司法公正形象受污而公众普遍质疑的情况下,应赋予司法机关在特殊案件公开审理的自由裁量权。

     二是司法应适应传播规律,实现有效沟通。社科院在2012年《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中揭示,网络自身对谣言有自净功能。网路谣言分产生、传播和弥散三个过程,其辟谣过程分为启动、分解和结束三个阶段,案例显示,网络谣言的最终结束多数需要借助传统媒体的帮助才得以完成,在传统媒体或者主流网站不介入辟谣,辟谣信息说服效果无法实现,谣言会达到弥散临界点,转为小范围传播或停止传播,但谣言在受众心中留下难以逆转的形象。 故而,司法应:1.分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设置不同宣传功能。网络媒体传播速度快,辐射面广,灵活度大,且网民结构呈低龄化、低学历化、低收入化的“三低”趋势 ,追求信息的“第一效应”,因而网络媒体可主要用于正面消息的短平快传播,以尽快与负面消息形成对抗。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具有正规性强、严谨权威等特点,受众也具有诸多层次,故而可同步或事后对案件做深度剖析,澄清事实真相,引导社会理性思考。2.选择最有效的沟通渠道。当前很多法院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开设了政务微博,各种各样的表达体也被尝试着运用,以示亲民,但事实证明,这种自建的网络信息传播源在实践中的认可度并不高,法院自建的网站、政务微博问津者少,多数情况下沦为“信访窗口”。相比之下,新闻发言人、通过宣传部门与主流媒体、公众的直接沟通更为有效,因此我们的回应方式应重点放在这两类上,其他可作为辅助手段。3.根据目标受众的需要进行信息输送。区分目标公众的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来选择传播的方式及内容,真实、适度的传播信息,最大限度的争取己方阵地。另外,应改造我们的裁判文书说理,对关注的问题不回避、不虚化,说理平实易懂,使得裁判文书也成为重要的沟通武器。

     三、通过引导公共理性的形成实现“力”平衡的策略

     “力”的失衡导致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产生

     孙笑侠教授在其《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中揭示了中国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公众意见——领导意见——法院判决,已成为公众意见发挥作用的常见模式。 上级关注、领导批示、相关讲话似乎成为公众案件中必不可少的几大元素,在一些公案的公开报道中,我们常常能明显捕捉到这种批示或发话。而在更多的热点案件中,这种司法政治的角力表现的则更为隐秘,而法院则显然无力抵抗汹涌的舆情。某些信息发布者在案件事实、证据尚未查证清楚时,便抛出以民意为噱头的自认为代表正义的观点,甚至在网站、报刊上以所谓民意调查的方式,公开设置本应由司法审判才能作出的结论性命题,以生成的调查结论“挟天子以令诸侯”。本就脆弱的独立审判,在情绪化的围观者、强大传播能力的媒体、权力介入者的包围中,陷入尴尬的境地。

     信息场中“质”与“量” 的双重失衡,必然会导致司法力量在信息博弈中落入下风。信息场的失衡不仅令司法丧失了正面信息的主导权,反而遭致更严重的信任反噬,陷入舆论危机中的司法无论坚守还是迎合都难以获得公众的认可。

     “力”的平衡要求构建理性的信息场

     “信息场具有教化、引导、规范、影响人们的社会功能,大量横向和纵向流动信息在这里得到重新组合处理,又向四周扩散而去。” 而这种理想的组合程式,就是哈贝马斯所指的“通过自主的公民在公共领域的商谈过程来实现主体间的理性。” 微博、博客、BBS论坛等,尽管形式各异,但都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也是各种意见的交汇场所。

     理性的信息场必须建立在公众对舆论客体的知晓程度上。因为公众对于舆论客体了解的越清楚,有所体验,对表达的意见倾向信心则越强,则意见强度则大,反之,如果其接收的信息有限,且公众对舆论客体所知粗浅,则其意见容易受外界影响变化。司法信息必须在信息场中的“质”和“量”占据优势,通过大量“有用”信息的来回往复才可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接受性,此时双方的合作生效,产生正的信息传播效果,公众对舆论客体的判断不至于被轻易煽动和误导,理性的信息市场形成。同时,理性的信息场也并不排斥异己意见的存在。意见的不一致本来就是正常的,也是社会精神生态平衡所必须的。当公众在各种观点的冲突和论证中学习运用公共理由来进行论证,对于最后形成的结论少数人可以保留反对意见,但不能怀疑这种经公共论证得出的决定是理性的,经得起公开的检验。 因而信息场仍然是多元开放的,而整个信息场呈健康循环态势。

     理性的信息场的具体构建策略

     一是通过尝试性判决与公众沟通。对于一些政策敏感度较高的案件,如房地产纠纷案件,在一审判决后可以向公众释放案件细节,试探公众反应,对于一些涉及利益群体广泛复杂的案件,也同样可以借助信息场的信息汇集功能收集民意、反馈民意,如果公众反响强烈,可以通过二审程序予以纠偏。

     二是司法应根据舆论的不同类型进行不同的回应。对于司法腐败的批评,司法当然是欢迎,并积极舆论中反应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对于立法优劣和适用法律方面的舆论,就要正反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如果舆论的呼声合情合理,那么司法在法律的范围内就要吸收,如果是因为专业化与常识化的冲突导致的舆论,司法应该严格执行法律的规定,不能一味的屈从民意,曲解法律,甚至违法裁判。如果仅仅是因为身份特殊而加以同情或报以仇恨,司法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守自己的独立判断。

     三是通过类案积累引导公众意见。从张金柱、孙伟铭、张明宝案等一系列交通肇事类案件的审理结果及社会反响看,司法、媒体、社会意识也在经历不断的调试和磨合,从三个案件中司法与舆论的互动发展看,司法最终以其理性与独立获得了舆论的尊重,至张明宝案中,对司法判决进行质疑的报道已基本不可见;而舆论也逐步从情绪化趋向理性,转向对悲剧性事件发生原因的社会性反思中,并积极地参与到制度的改进工作中,为酒驾的根本性预防与控制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司法与舆论的这种良性互动所产生的效果,如同美国三个失踪儿童案促成美国失踪儿童干预系统建立一样,其以相互的独立与理性的声音共同助推制度改良的精神,正是当前中国日益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最珍贵和稀缺的品质。

     掌握信息传播规律,构建平衡的信息场,化解司法舆情危机,是网络时代司法面对舆情的必然选择。人们习惯性的将舆论与司法的危机归罪于专业性与大众性的隔阂、社会意识的变迁和受阻的制度表达,但却忽视了最简单、最有效的信息传播,在受各种约束的司法其质与量的提高均达到临界点时,通过信息场的平衡策略来完善两者关系显得尤为紧迫。与其在“美国司法的自我约束式”或者是“英国的限制模式”还是大陆法系的“放任主义模式”又或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均衡关系模式”中争论纠结舆论与司法的关系,不如从信息场的平衡策略入手,完善司法舆情的有效应对。这就是本文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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