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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的扩张性探究

作者:范莉 朱加嘉  发布时间:2018-08-17 12:13:12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尚处理起步阶段,立法依托于传统民事法,仅有原则性规定,相关理论研究也才逐步兴起。同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保护公共环境的“公益性”、对环境的预防与补救等特质,明显区别于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纷繁复杂纠纷的司法实践因此有了广阔的摸索空间,尤其在法律原则性规定的框架下,相对于普通民事诉讼而言的,裁判结果如何落实体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如何发挥司法对被污染环境的恢复、对污染手段的预防,如何在司法中把握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点等问题,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的扩张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刚刚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同时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当下,为了确保裁判标准的统一性、裁判结果的确定性,避免该种扩张的随意化和无度化,维护司法的公信力,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的扩张予以理论研究是应当的。

    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扩张之应然性

    虽然对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是个渐进的过程,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尚未独立于民事诉讼法的柜架,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明显区别于普通民事诉讼。其公益性的特质、预防与补救兼具的目的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都呼唤着诉讼裁判者能扩张裁判结果。

    (一)现实需求层面:《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的启示

    导则的由来:“塔斯曼海”轮溢油案。2002年11月23日,“塔斯曼海”轮与中国某轮船碰撞发生溢油事故,造成渤海局部溢油污染损害。后天津海洋局代表国家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船东公司与伦敦汽船互保协会连带赔偿海洋环境容量损失、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海洋沉积物恢复费用、潮滩生物坏境恢复费用、浮游植物恢复费用、游泳动物恢复费用、生物治理研究和监测评估费用等海洋生态环境损失费合计人民币(以下所涉币种无特殊注明均为人民币)9836.90万元。法院于2004年12月判决支持了生物治理研究和监测评估费用等计995.81万元 。该案例促进了最高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案件范围的改革,生态损害赔偿开始受到重视,但本案与普通民事诉讼相比,裁判结果并无扩张,本事故中实际损失1.8亿余元,法院对大部分要求赔偿环境污染损失及恢复费用的诉讼请求并未支持,所支持赔偿范围的面略显狭窄。

    导则的启示:裁判结果扩张的现实性。“人类行为必须通过外在行为的规则来控制” 。“塔斯曼海”轮案后,国家海洋局于2007年4月即出台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HY/T095-2007)。该导则是全国海洋标准技术委员会归口的行业标准,将“塔斯曼海”轮案中的索赔请求项目几乎全部纳入赔偿范围(海洋生态直接损失、生境 修复费、受损生物种群恢复费、调查评估费) 。作为行业标准,导则为海洋溢油污染案件的裁判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随着诉的利益日益扩散和现代型诉讼不断涌现,环境公益诉讼发挥了多样化功能。目前,环境公益诉讼立法过于原则、滞后于现实需要,而其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环境正义的现实需求却迫切要求司法实践先行。法院需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寻找符合法律原则并具操作性的裁判思路,做出扩张性判决,以求最大程度实现司法的环境保护功能。

    (二)目标导向层面:实现环境正义

    环境价值的基础性和广泛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不仅涉及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而且与人类的生存和与生存密切相关的诸多范畴紧密相连。任何对环境利益的损害都会波及到整个社会,任何人在当今社会都不可能脱离环境条件独善其身,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独占环境利益 。这说明对环境社会利益的救济应是环境程序救济的应有之义。环境公益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本身由于具有公共利益的内容,体现的是整体性和普遍性利益,因此其波及的范围呈现广域化和规模化的特点 。环境诉讼往往超越个人利害关系且在诉讼外潜在大量实质利害关系的主体 。环境正义是环境公益诉讼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且“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由此,为公众提供能够直接求助于司法、主张环境公共利益的新途径就应运而生 。从利益追求来看,传统诉讼理念深受19世纪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影响,以保护个人私益为基本追求,因而传统诉讼中原告应与被告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或“法律上的利益”,并且判断“直接利害关系”与“法律上的利益”均以个人私权作为出发点。传统诉讼形式中,环境正义不能被完全覆盖,环境公益诉讼没有足够生存土壤。从正义实现角度来看,传统的诉讼理念在于追求程序正义,而环境公益诉讼则侧重于保护社会弱势一方,以追求实质正义、环境正义为旨归。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创制过程对实质正义、环境正义的强烈追求,是传统民事侵权之诉的裁判思维无法完成的,这就必须依赖于环境公益诉讼审判中发挥能动性,最终将体现在裁判结果的扩张中。

    (三)诉讼功能层面:环境的预防与补救

     环境侵害及修复均具有广泛性、复杂性、多样性以及潜伏性等特点,既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需要实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目标,就要通过裁判达到预防或者补救环境侵害,甚至两者兼备的功能。

     1、防患未然的前置预防功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不以损害发生为要件,只要被诉行为引起环境公益受损或有威胁环境公益的可能性即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这种前置性的预防功能尤为重要,因为公共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环境恶化结果的发生具有滞后性和不可逆性,所以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容许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借助司法力量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虽然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中包含消除危险,但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结果选择上,基于个案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需要体现个体化和专业化的差异。

     2、收之桑榆的事后补救功能。环境问题具有综合性、广泛性、差异性、不确定性等特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具体来说,是为了保护国家环境利益、社会环境利益、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追求环境正义,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 。所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结果不但要预防损害结果的发生,还要在损害结果发生之后予以补救和弥补,恢复和完善。民事侵权之诉中的补救功能通常体现在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中,实际操作中经济赔偿损失的运用是最广泛的。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事后补救功能不是要去简单的金钱赔偿或恢复原状,而是要求企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公益损害结果的发生,避免或减轻损害的出现和扩大。因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应是禁止令状、停止侵害及排除妨碍和宣告性判决,而非损害赔偿 。

     3、兼顾预防与补救功能。实践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已经造成的环境损害,同时该损害行为具有延续性,所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既要确定对已有损害的补救措施,又要确定未来损害危险的预防措施。由于损害结果、加害人个体情况、补救与预防可能性等不同以及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等因素,法院裁判过程中,需要平衡预防与补救效果。如,既有损害后果严重、目前已经技术改进的企业,裁判结果应当侧重于对过去环境污染的治理。而对新开办的污染企业,由于其所造成的污染损害并不大,裁判结果则应侧重于防污染技术和设备的革新。普通民事侵权之诉中通常不会同时出现侵权的后果和危险并存的情形,但是特例也是存在的,主要存在在人格权、名誉权侵权等方面,裁判结果以当事人诉讼请求为限,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大量存在预防与补救功能并存的需求状况截然不同,人民法院在审查和裁判结果中扩张性的突破起诉时的诉讼请求的情形符合现实需求。

    (四)法律依据层面:弥补立法不足

     根据目前我国法律体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归类于民事诉讼序列,法院审理和裁判依据的主要是民事方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就法律责任的承担方式而言,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作出的重要法律依据。性质上的区别决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侵权责任法为依据存在先天缺陷。虽然上自根本法《宪法》下至诉讼法、部门法都有涵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但每部法律中都仅有个别条款涉猎,且为原则性、统领性规定。新环保法刚修订尚未正式实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散见于各法中的相应条款即为司法裁判的法律依据。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尚有赖于程序性和实体方面的细则和司法解释的完善。

     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要法律依据的《侵权责任法》 和《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包括:1、恢复原状(包括恢复原状的替代方式——由专业机构接收加害行为人支付的费用来代替其履行恢复环境原状的义务);2、停止侵害、排除妨碍;3、消除危险等等。审判实践中,以上各种裁判结果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困难重重: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无法量化生态损害和风险评估,或者无法对自然资源的非使用价值进行确定,故无法得出替代履行的确切数额;对于具有环境侵害风险的案件中,消除危险的实际操作困难或者实际操作不经济不合理;恢复原状、停止侵害的无法实现,比如破坏生态资源的建设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拆除或者停产将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等。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引入扩张的裁判结果将能行之有效的弥补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不足,比如用异地恢复生态容量替代原地恢复生态原状,停产停业等停止侵害和消除危险的诉讼请求,可以用判决改良生产工艺、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 的项目替代重污染项目等方式予以调整。

    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扩张之可行性

     环境是一个整体空间概念,具有一体化的特性。培育环境一体化的观念,在司法裁判中对裁判结果进行适度扩张,具有操作性并已有实践予以验证。

    (一)环境一体化:清洁发展机制拓展裁判思路

     环境具有统一性,因此,人类在全球性环境问题上往往需要通力合作。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了三项重要的机制:联合履约、国际排放贸易、清洁发展机制,其中清洁发展机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密切 。清洁发展机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它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防止气候变暖等方面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清洁发展机制的建立是基于公众环境权益全球一体化理念,突破地域和国家的限制,实现变通的有效措施。

     这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带来启示,作为重要的一项环境法律机制的公益诉讼中,裁判者也应当具有更广阔的视角和裁判理念,不受时间与空间束缚,创新环境工作机制,创设具有扩张性的裁判结果。

 

    清洁发展机制运作模式

    (二)法律精神:既有法律框架内的原则性规定

    立法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法律不可能将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毫无遗漏地加以规定。目前,我国立法中关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处于原则性的零散状态,于是,在既有立法框架内运用法理弥补缺失、拓宽裁判的空间有了现实的紧迫性。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受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手段破坏,这必然包括公众环境权益。对于受害人不确定、环境权属关系不明确、受害人众多而难以确定代表人或者受害人众多但却是缺乏应有诉讼能力等情况 ,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社会团体和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遵从了现有法律依据的立法本意、价值取向来丰富充实立法的原则性规定。同时环境公益诉讼统一的法律理念,使裁判结果的扩张因而具有了合理合法性,形成有规律可循、符合实际的类型化的确定性的裁判模式,这是符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发展现状的。

    (三)实践探索:裁判结果扩张的成功司法先例

    由于环境立法规定较为原则、抽象,特别是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尚不完善,因此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就需要通过判例对此种自由裁量权做出适当的限制,以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 。因此,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扩张性的研究中选取具有指导性 的,良好诠释法律条款的,弥补法律空白的优秀案例作为蓝本,是极其必要的参照手段。

    1、突破诉讼请求——美国“哈德逊风景保护协会诉联邦电力委员会案” 。该案发生在1965年,是哈德逊风景保护协会(Secnic Hudson Preservation Conference,以下简称协会)诉联邦电力委员会要求撤销关于纽约市北面著名的哈德逊河上的Storm King山上建一座水力发电站的工程许可证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电力公司Consolidated Edison (以下简称电力公司)提出在Storm King山上建造一座泵式储蓄水电站,以缓解纽约城电力使用高峰期的供电压力。该案历经15年,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并签署了称为“哈德逊河和平条约”来阐明协议条款。其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就是电力公司放弃电站工程的许可证,并将该地段捐赠用于公共和娱乐业。该案件中体现裁判结果扩张,一是本案的原告是NGO组织。该案开创了律师和非政府组织(NGO)利用诉讼来推动环境保护的新时代,并且直接促成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和环境保护基金(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的成立。二是突破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达到了切实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和解。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美国的法官小心翼翼的维护着法治的尊严以及现实社会的普遍正义,正所谓“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任何问题迟早都变成司法问题”  。和解是美国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一个具有特色的方式,是诉外的“私了”方式,其前提是被告不再作出违法行为。当然,美国的经验不可能都适用于我们国家,但至少丰富了我们的选择,在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原则性把握中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可以变通突破。

    2、推动成立专项资金——中国昆明“生猪养殖场水污染案” 。自2008年6月起,昆明市三农农牧有限公司、昆明市羊甫联合牧业公司在环保治污设施未通过竣工验收的情况下,陆续将承包的养殖用地分割发包给200余户生猪养殖户从事生猪养殖。从而导致养殖废水渗入地下水系统,严重污染了嵩明县杨林镇大树营村委会七里湾大龙潭水,致使长期以来依赖该龙潭水生产、生活的大树营村委会相关村组人畜饮水发生困难。2010年,昆明市环保局诉该两污染企业,要求其停止污染行为,并赔偿造成的污染所需的治理费用。法院于2011年判决污染企业支付赔偿金合计4304620元。此案的裁判结果明确将赔偿金支付给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用于涉案污染水源治理,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因该案而生,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专项资金账户,解决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成本和诉讼利益归属问题。

    3、异地复绿与诉讼成本负担——中国无锡“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案” 。无锡市蠡湖惠山景区管理委员会于2009年10月至2010年7月间,承建了当地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点生态环境工程“动物园”。施工过程中,未经批准和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占用一片林地,改变林地用途。其中被占用的3677平方米林地被建造成观光电梯和消防蓄水池,投入价值上千万元;另有闲置宕口空地一块,约2500平米,林木被砍伐、植被遭破坏,山土随意堆放。原告系北京的NGO组织,调查取证和诉讼成本较高,诉讼请求是要求恢复林地原状。法院于2012年12月作出判决,裁判结果体现了三方面的扩张:⑴因观光电梯地块原地恢复原状将浪费大量社会财富,又无法对该部分生态损失做量化评估,法院引入专家意见和网上公示,判决异地补植恢复生态容量;⑵对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宕口地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条的倡导性条款“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而扩张判决被告进行原地复绿(被告并非环境侵权人,而是该已遭破坏的林地的目前使用权人,需要承担保护并防止环境恶化的义务);⑶关于原告NGO组织为该诉讼支出的住宿费、交通费、调查取证费等综合费用的诉讼请求,考虑当事人支出的合理性及案件的公益性,区别于一般民事侵权之诉,判决予以支持。

    上述三个案例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裁判结果的扩张,7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发布的环境资源保护的9个典型案例 中3个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无一例外的在裁判结果中体现了扩张性,对环境立法和保障民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扩张的边界及类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结果有扩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然“凡事有度,过犹不及”,扩张亦应有度,法律框架、现实条件、社会发展等都限定了扩张的边界。且裁判结果的扩张标准应当相对统一,不能违背裁判的可预期性。

    (一)裁判结果扩张的边界

    裁判结果的扩张是否有具体的限度呢?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观点一,环境与人类延续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环境利益的保护是功在千秋万代的。由于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不完备,司法实践应当给立法以强力推动,所有未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创新都可以适用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中去。无论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拓展、案源的开拓、受案范围的扩大,到裁判方式的革新、裁判结果的扩张都应该是开放式的。其二,裁判结果是科学的、严谨的,遵循具有可操作性、可判别性、目的性、创造性与经济性等基本特征。裁判结果无限扩张不利于维护裁判结果的确定性,也未必能达到无限保护环境的目的。裁判结果的适度扩张是在法律依据尚不完善情形下的无奈和过度的选择,这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

    1、尊重法律既定框架。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终级性等特征,即以“不告不理”为原则、对当事人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是最权威的判断。所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依然要遵循上述原则,所谓的裁判结果的扩张始终要在法理精神的框架范围内谨慎的、科学的进行,这种扩张只是在法律依据尚存空白时的过程性阶段,待立法的完善,实践中的裁判结果扩张也将顺利的纳入到法律明文规定的范畴之中(比如当《导则》实施,海洋溢油案件就无需裁判结果扩张,仅需依法裁判)。

    2、遵循“边际效应”理论。环境作为公共产品,人类的重要需求,同样遵守“需求法则”,也存在“边际效应” 递减的情况。即在一个区域内,种植一片森林、放养一批鱼苗、投入一份治理污染费用将产生显著的环境收益惠及区域内外群众,然而不断的种树、养鱼、投入治理费用,这种效益和贡献就不断趋于下降,边际效用降低到低于投入成本的时候,就没有积极意义,成为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所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结果并非对环境污染者、生态破坏者的惩罚越重、弥补和恢复义务越大越好,也需要符合经济学原理,把握必要限度,追求环境公共利益边际效用最大化。

    3、立足社会均衡发展。因资源的过度利用,雾霾、沙尘暴、泥石流等全球性环境问题频现,环境保护成为全人类发展的重要课题。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共存共荣状态。目前,环境资源有限而经济需要不断发展是不可回避的矛盾。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者应当理性考量,既不能为了经济发展,无视或轻视环境利益,任由公共环境利益遭受无度侵害;亦不可不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一刀切地责令所有污染企业歇业停产。而应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追求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促使环境的改善带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

    (二)裁判结果扩张的类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结果的扩张不应是杂乱无序的,为实现环境正义、遵从民事审判立法精神,亦有其规律可循。

    1、预防与补救的扩张

    即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裁判中区别于以往普通民事侵权责任的具体承担方式,充实更有针对性的救济方法。

    (1)恢复性的扩张。狭义的恢复原状是指将受到损害的财产进行修复,即通过修理恢复财产的原有状态 。广义的恢复原状是指恢复权利被侵害前的原有状态。普通侵权之诉中常见的恢复原状诉讼请求就是修复、支付赔偿金、返还原物或等价物等。然而,环境具有不断发展、瞬息万变的特性,作为最常见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恢复原状,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几乎是不可能直接实现其狭义表现方式的,甚至原有的状态也需要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实现。此外,由于某些建设项目已经建设甚至完工,如果强行要求在原地恢复环境原状,会导致高额的经济损失,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考虑到环境要素的流动性和生态系统的一体性,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对于原告的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法院裁判结果可以扩张为异地恢复相应的生态容量,这也符合法理的应有之义。赔偿损失,本身属于恢复原状不能实现的替代方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属于纯公益诉讼,不涉及任何的损害赔偿。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被污染的环境要素、被损毁的自然资源,被告方无法直接修补治理,于是,人民法院往往选取一个环境保护基金会,扩张性的判决将治理和恢复生态环境的费用交由该基金会,再委托专业的机构专款用于恢复生态资源原有状态。基于此,目前许多有环保审判庭的地区都在公检法、环保部门的关注和推动下成立了环保专项基金会。

    (2)预防性的扩张。一方面,公众环境权益遭受侵害和妨害的或侵害虽未发生,但环境权益面临遭受侵害的危险,存在被侵害的可能,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由于环境危害的不可逆性,法院可以裁判发布前置性的禁止令,以停止污染行为或防止环境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另一方面,人类的生产生活必然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侵害,事实上,环境与人类能够共生,也是由于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 的存在。所以借鉴排除妨害中的特殊规定,“被排除的妨害需具有不法性,倘若物权人负有容忍义务,则无排除妨害请求权”。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时,以污染类案件为例,裁判结果可以相应的扩张为要求污染企业提供其排污行为符合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证据,并严格达标排污,而不对该排污行为发布禁止令。当然对于多数未超标排放的行为,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能范围受到严格法定限制,故缺乏主动介入的机制。这种情况要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不以行政标准为审判依据,只要污染行为确实对环境利益造成威胁,即使由于污染和破坏行为在必要限度内,裁判结果依然可以要求相关单位履行环境遭损的预防义务,采取必要预防措施。

    (3)价值衡量的扩张。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通常是要求被告停止污染生产、进行污染治理等,这些诉讼请求作为裁判结果肯定不是错判。然而,如前文所述,考虑为了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平衡,达到环境保护边际效用最大化,裁判者在具体个案必须做出经济学上的理性判断。考虑技术、成本和治理能力等因素,针对不同情况的环境加害人应当区别适用不同的裁判结果。比如一些污染严重、经济收益小、技术和设备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去继续生产并治理污染已实无必要,法院可以根据情况要求这类对社会发展贡献小的重污染企业关停淘汰或者技术设备彻底更新。

    2、惩罚与激励的扩张

    虽然由环保组织或团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决了公众个人虽有利益但缺乏能力的问题,但是由于公益诉讼的原告与案件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增加了原告对案件细节的掌握等困难。因此,在这类诉讼中法院应更多地表现出职权主义 色彩。

    (1)引导修正诉讼请求。因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按现有法律规定,特定的单位和社会团体可以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公益诉讼的原告与被诉的环境侵害行为之间的联结非常薄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往往受限于调查了解程度不足而有所疏漏。我国民事案件一向遵循不告不理 原则,即限于审查原告起诉时提起的诉讼请求,如果诉讼请求不当,依法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作为弱势和代表众益的公益诉讼原告,无偿为环境公共利益向人民法院寻求援助,司法机关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体现更多的公共精神。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印度环境公益诉讼中的非对抗性的合作式诉讼模式 ,即假定诉讼中各方主体是一种沟通和协作而非竞争和对立的关系,使法院从对抗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调查收集、诉讼程序的启动和推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庭审指导和法律释明,根据庭审查明事实和鉴定评估结论给予原告变更和修正诉讼请求的机会,以实现裁判结果的扩张。

    (2)支持诉讼成本负担。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专业化程度较高,无论是水污染治理,还是生态植被的破坏恢复、还是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治理、亦或是大气治理,都属于普通民众无法把握的专业性领域,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可能需要承担较高昂的调查费、取证费、咨询费和律师费。在普通民事诉讼中,这类费用除非是有明确事先约定(比如合同中约定产生诉讼争议由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否则一般不予支持,这是为了防止一方当事人人为的加重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费用支出。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为了激励环保组织发动公益诉讼,且新环保法已经排除了原告在诉讼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奖励方式,不应当再由原告负担必要的经济成本,所以当前,部分法院已进行了类似扩张性裁判由被告负担诉讼的经济成本。最高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也确认了这种裁判方式。 

    (3)增加民事罚款制度。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就意味着环境公益和环境法目的的实现,为了更好的保护环境公益,实现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应该认真探索救济的方法。如各种禁止、预防、补救措施都不能阻止环境侵权人为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环境侵害行为,可以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引入美国公民诉讼的“民事罚款”制度,由法院作出制裁措施对环境侵害方判处区别于损害赔偿的民事罚款,该款项判归国库所有,可以进入环保基金会用于公众环境保护。

    结语

    “法官的工作与其说是一个撕裂过程,毋宁说是一个在静止与缓和而适度的运动之间作出选择的侵蚀过程。这儿侵蚀一点,那儿侵蚀一点。我们后来举止四望,看!曾经荒凉的土地已变成良田。”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刚刚起步,立法、制度和规则还很不健全。法官通过适度扩张裁判结果等“侵蚀”过程努力开垦“荒地”,相信总有一天,环境保护将良田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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