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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司法裁判中的民意考量

发布时间:2010-07-26 15:29:43


试论司法裁判中的民意考量 

    

          周科*

 

 

从近年来的刘涌案、许霆案、邓玉娇案等一系列事件所引发的民间各种反响与回应,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的出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复兴,可以发现民意与司法机关在个案处置中互动格局与机制的进一步形成。如果把这些现象简单地理解为司法机关对个案引起的民意的尊重抑可屈从,甚至将其概括为司法弈中“平民的胜利”,都可能衍生出一些不恰当的结论。对司法裁判中的民意介入进行理的挖掘和考量,显得尤为必要。

一、被民意主动嵌入的司法裁判进程

从社会学来看,民意,包括民愤,是一种正当的社会心理反馈。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司法裁判与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的舆论不经核实,内容不真实或水分较大,给司法裁判的权威和尊严造成的较坏的社会影响。例如广东某法院制作判决书时,因校对失误,将人民法院写成“人民币法院”,结果被媒体大肆炒作,造成极坏影响。[1]

向来有观点认为,受服从权威的传统文化影响,我国民众出于对秩序的渴望,愿意交给司法机关较大权力,而不注重对司法机关的限制和约束。[2]但随着1985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普法运动和新时期法治实践的加强,民众法律意识日渐在公民中复苏,我国民众已经树立了现代化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这具体表现在:公民诉讼意识的高扬,公民维权意识的强化,公民监督意识的觉醒,公民参加国家管理意识的提高,执政党法治意识的自觉与执政能力的提高,以及公民法律生活的丰富和活跃等多方面。[3]例如邓玉娇案中,可以看到民意不但自发地影响着案情的发展,甚至是主动地影响着案件进展。有博客谈到,“官方如果明智的话,就会妥协让步,否则只会更激起官民对立,引发更大的抗议活动。……此案再次显示网络舆论的力量,通过个案来维护我们每个人的权益。民间的力量非常重要,每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4]有学者针对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所做的实证研究也发现,有49.8%的被调查者表示很高兴作为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5]

面对各地屡见不鲜的联名上书或集体上访,以及全国时而爆发的“媒体审判”和“网络民愤”,如果司法裁判置若罔闻,则必然面临着司法专横的指责,其政治压力不言而喻,如果对民意亦步亦趋,则不免令人对司法公正漫生怀疑,其法治风险显而易见。民意对案件先入为主的判定思维模式,会对任何的办案过程产生极大的压力。我国如此,西方社会也不例外,“我们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地将社会道德模式同那些对实施法律产生影响的社会取向区别开来。如果我们把社会取向看成是民意倾向,而这些民意倾向却不能被视为是已经发展成熟了的完全确定的正义标准或固定的道德信念,,那么我们便会发现,这些取向也常常影响着司法机关。”[6]民意是普遍社会经验判断的浓缩,具有监督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但在司法个案的裁判过程中,公众普遍情结不能替代司法的严密法律审查过程。否则可能导致新的司法不公。因此,在司法裁判进程中,需要合理的界定司法裁判和民意之间的关系。

二、民意嵌入司法裁判进程的正当性分析

()民意嵌入司法裁判进程是司法人民性的重要体现

仅就民意与司法的定位来看,尽管尚存在争议,但认为民意与司法之间存在某种正当性联系,主张民意必须凭借一定的形式和路径进入到司法之中,民意中的合理部分必须依托法律原则或规则的具体适用体现出来已经成为各界共识。[7]毛泽东曾经说过:民主就是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8],应“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批评”。[9]人民性是我国司法的本质属性,坚持民意的合理嵌入,建立正确的民意沟通机制,是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畅通司法民主渠道的重要举措。司法裁判工作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是人民法院的职责所在,也是人民法院工作的本质要求。为了更好地实践“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主题,就必须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合法权益,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广泛深入地倾听民意、了解民情、关注民生,以实际行动尊重群众意见,发扬司法民主,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人民性优势。

() 民意嵌入司法裁判进程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力举措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们的司法队伍中确有部分法官素质不高,甚至违法犯罪。消除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提高司法公信力,一方面需要建立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队伍,法官应该具备高尚的司法伦理道德、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让每个法官都懂得,人民法官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10]

另一方面,需要在民众对宪法和法律普遍认知的基础上,主动对司法裁判进程进行外部监督。因为“法院既没有钱来吸引民众,也没有人力来强迫人们服从”,“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公众对法律及法律程序的信任来保证判决得到执行:一旦法官的独立性受到怀疑,人们也就不再信任他们所做的判决是公正的。对法院信任的崩溃可能对我们的安全感带来无法描述的后果,并最终导致最严重情况的发生。”[11]曾于1939年至1975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William ODouglas法官在1954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司法机关没有军队或警察来执行其命令,或强制人们服从其判决。司法机关也不控制政府的财政。这两项历史性的权力来源掌握在其他机构手中。司法机关的力量在于其判决对于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的影响。”[12]

() 民意嵌入司法裁判进程满足了民众对司法裁判的新要求、新期待

民众日益高涨的法律意识,要求法院不仅公开司法裁判的进程,还要公开裁判的理由和结果。刘涌案由于司法审理的相对缺乏公开,从而引起强大的民意舆论质疑,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提审,不得不部分归罪于民众监督的压力。虽然对于案件的审判结果,学理界并没有统一意见,有些法学家与民众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分歧,而媒体甚至被扣上干预司法的帽子。但是,无论最高人民法院是否判处刘涌死刑,其提审程序的启动,如果没有广大民众的监督,没有媒体的舆论监督,会不会提审刘涌,这是一个悬疑。因此,无论如何,给刘涌案一个法律程序,给社会舆论一个说法,正是民众监督意识的胜利。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民众的监督意识得到强化,并在具体的个案中体现出来。[13]

此外,任何法律问题无非是社会生活的镜像与抽象而已,借助或依靠民意解决法律问题能够有效克服法官职业倦怠引发的心理变化与遵循先例天性带来的弊端,有利于常理、常情与法理的融通,有利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有利于增强裁判的可接受性与可信任度,从而维护司法权威。[14]

三、司法裁判与民意的合理关系之界定

()民意的非理性特征分析

司法领域中的民意主要表现为非关联的社会大人针对重要的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通过多种途径所表达的一种意愿,一种诉求。[15]民意正是通过对司法审判的渗透性影响满足了深藏于集体意识中的正义情感。而司法裁判对民意的认同,又使裁判结果获得了凛然于所有的功利性追求之上的可接受性。因此,司法裁判需要权衡和尊重民意,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民意有时具有非理性特征。民意的集体的心理活动,近代的勒庞在《乌合之众》以及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等都对大众心理进行正反两面的剖析。民意是以大众诉求表现出来的公共意志,往往交织着理智与情感、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正义与非正义等多种元素,具有相当的情结性、非理性化和不可捉摸性,在形成过程中往往包含着某些躁动及情绪化色彩,甚至可能陷于歇斯底里和集体无意识状态。

这是因为,民意是以近似于普遍接受的道德价值为支撑的,违背民意似乎是与现行的道德过不去。然而有时大众所接受的东西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和道德为上的,勒庞就认为,“大规模的群体运动,兼有残酷和崇高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旋律”。[16]社会舆论可能具有真理性,但真理却并非是以舆论为标准的。尽管从目前的理论来看民主本身可能是不坏的决策方式,但政治学家反复论证过的一点就是,以民主过程得出的或社会舆论的反映的结论或观点并不必然公正。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民意如流水”。

其次,随着法律的职业化专业化以及大量复杂的法律术语和耗费时间和财力的程序,随着法律逻辑与社会生活逻辑的不相符,法律活动变成一个普通人除了依赖于法律专门人员之外无法也没有时间涉足的领域。[17]因此,民意体现的是一种有别于法律思维的大众思维。它集中体现了实体优于程序、道德优于法律、合理性优于合法性的社会生活逻辑。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指出:“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可能从‘正义感’中推演而出。‘正义感’具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因而不足以保持规范的稳定性。可以说,它是导致非理性判决的诸因素之一。”[18]

()司法裁判对待民意应有的态度

1、区分民意的不同层次。从司法实践中看,民意具有层次性与不确定性:如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的诉求都是民意,但它们不仅是相互冲突的民意,而且是直接与个人利益相关的民意,更有可能是不可调和的民意;而在案件之外,非当事人的普通公众所表达的诉求,也是民意,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念、知识水平等不同,往往会相互碰撞,甚至被某种具有煽动性观点所左右,但随着思考和讨论,一种大众的普通理性是可以形成的。显然,案件当事人所表达的民意与案外普通大众所表达的民意存在层次上的差别,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是会出问题的:法官不可能为了尊重民意而判决双方都胜诉,或者因为法官判决了一方胜诉就被指责为不尊重民意。因此,应该将民意进行层次上的区分,将不同意见夹杂在一起碰撞,经过思考与讨论的深入而逐渐稳定而形成的一种符合朴素正义观的民意称之为普遍的民意,而将个别人的意愿称为个别的民意。[19]法院应当充分考虑到人们就何谓基本正义的问题所提出的各种不同见解,而不应当通过固执地墨守那些也许行将末日的正义观念而抑制社会进步。尽管这些社会取向在某一特定时间可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和极为显著的,但它们实际上却有可能只是缺乏坚实理性基础的昙花一现的观点。

2、坚持司法裁判的理性和独立性。司法必须对民意进行理性和正向的引导。其实,不论是尊重民意还是引导民意,都是司法裁决与民意之间的互动,都需要研究民意如何为法官所了解和甄别。如美国一家地区法院所指出的,“在裁定良好道德品德问题时,法院的个别态度并不是标准。由于这种标准具有公认的缺点与可变性,所以就时间和地点来看,所适用的标准应当是整个社会接受的行为规范。”人们可能会说,尽管法院肯定会小心谨慎,以免用自己的判断去代替社会的判断,但是也会发生例外情形,在这类例外情形中,社会规范根本不具理性基础,并因此而会受到某家法院的质疑。例如,如果某个法官被说服并相信,一种普遍的信念乃是因错误信息、非真实的宣传或不理智的情感要素而产生的,那么就应当授予他以采取一种与社会准则不一致的态度的权利。我们应当坚持认为,社会取向如果要在裁判法律问题方面起到一种适当尺度的作用,就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和占支配地位的趋势。[20]要防止个别民意以普遍民意面目出现,甚至普遍民意的表达形式蜕变成个别民意表达的特殊通道,以个别民意扭曲普遍民意、牺牲普遍民意,最终损害司法公正。司法裁判必须坚持冷静地对待民意,即使是普遍民意,也应对这种道德要求进行理性的取舍。尤其当民意处于和极不确定的状态中时,司法裁判更应谨慎行事,将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与这种民意进行利益衡平。司法裁判应当以足够的法律理性对抗民意的道德诉求,在忠实执行法律的情况下,裁判结果不仅不会受民意左右,而且可以引导民意尊重法律。

()民意嵌入司法裁判进程的调合路径

1、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的民意通道作用

由于司法活动的特殊性,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常常过于追求规范化、形式化,在实践中易于导致司法机关的行政化倾向。久经法律训练和严格依法实践的法官,常常会因此而变得过于专门化,可能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形成脱节,易于导致墨守成规,对案件产生麻痹感、冷漠感,甚至陷入官僚化的境地。而让与诉讼当事人、被告人处于相同环境之下的普通公民来平衡法官的裁决,可以为司法活动注入活力,促进司法贴近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普通道德准则,有利于保证裁决的公平性,从而维持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和信心。因此,陪审制开通了非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审判的通道,可以使法律裁决与普通人的良知和判断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在当前的社会情势下,更需要进一步强调陪审员沟通和表达民意的传统角色,即由陪审员将民意通过陪审的方式传达给法官,以弥补因法官和民众缺乏足够的交流和沟通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在法律适用方面,实现大众正义观念与法律原则的契合。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司法常常存在远离民意的倾向,但民意和司法活动之间还是应当具有某种正当性的联系,关键是要有把这种正当性联系形成制度的渠道。可以说,理想中的陪审员制度就存在这样一种功能。如果做得好,就可以把一部分民意带进去。这样,在司法裁决中,就可以将民意注入到法律原则之中,使民意最终在个案判决中得以体现。另外,作为社会公众的代表,陪审员应首先对民意的合理性予以过滤,考察其是否真正代表了社会民众的一般认知与情感,然后再将真正合理的民意带入法庭,使法官在裁断案件时予以充分考虑,使判决结果充分尊重民意。[21]事实上,在古代西方法律文明中,雅典就设置了称作“赫里埃”的公民陪审法庭,罗马也设置了类似的陪审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刑事案件。“实行陪审制度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际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被告参审制。我国的陪审制度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即由依法定程序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并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利的司法制度。”[22]

2、建构开放式的法庭之友制度

法庭之友(Friends of the Court)是指针对法院有疑问的问题或法律上的观点有专业特长或独到见解的人或组织,其目的是帮助法院正确裁判。它源于罗马法,后被移植到美国法中并得以繁荣发展。[23]提交法庭之友意见有三条途径:由法院要求某些专业组织或人士提供;或是对案件感兴趣的个人或组织,主动要求经法院允许提交;或是当事人联系有关机构,请求经法院允许提交意见。[24]“法庭之友”的作用是:对案件可能涉及到的尖端技术,或敏感的宗教伦理,还有关系到国家的国际声誉等超载了法律知识的复杂性问题,由法庭之友向法庭提出详细的陈述并表明鲜明立场。[25]与此类似的是我国部分司法机关建立的以法学家为主体的特邀咨询员制度,但法庭之友制度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平台,在民意参与司法方面发挥了独特的、明显的作用。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

[1] 吴庆宝著:《裁判的理念与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2] 左肖铃、韩一衍:“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废止”,载《民主与法制》2009年第4期。

[3] 何勤华主编:《法治境界的追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4] 陈永苗、王俊秀:“邓玉娇案加剧民愤”,载博客中国。

[5] 胡铭:“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之实证研究——一项其于城市问卷调查的分析”,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3期。

[6]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491页。

[7] 孙笑侠、熊静波:“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9] 《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37页。

[10] 李佩佑:“根本在于高素质的法官队伍”,载《法制日报》1998710

[11] Stephen Parker:“公众对司法的信任”,载《法院与法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第130页。

[12] 怀效锋主编:《法院与法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13] 何勤华主编:《法治境界的追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14] 郭永庆:“量刑中民意导入机制研究”,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

[15] 陈树森:“博弈与和谐:穿行于法意与民意之间的司法”,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9期。

[16] 赵绘宇、蔡永彤:“刑事诉讼中的民意渗透与司法应对”,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

[17] 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6年版,第144页、150页。

[18] [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19] 吕忠梅:“如何处理司法公正与民意表达的关系”,载《人民法院报》2009630理论与实践版。

[20]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版,第490页、第492页。

[21] 游伟:“司法裁决与公众民意之互动”,载《人民法院报》2009316理论与实践版。

[22] “沈德咏就《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答记者问”,载http://www.legalinfo.gov.cn/zt/2004-12/27/content_172240.htm

[23] 张小燕、齐树洁:“程序输入的新渠道——‘法庭之友’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总第11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24] 于秀艳:“美国的法庭之友”,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4期。

[25] 赵绘宇、蔡永彤:“刑事诉讼中的民意渗透与司法应对”,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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