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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视野下的民意与司法公正

发布时间:2010-07-26 15:26:18


 

刑事法视野下的民意与司法公正

徐海宏*

 

    随着现代社会民主、民生、人权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要求越加严格,民意与司法公正的碰撞与交锋日益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如许霆案、刘涌案、佘祥林案。透过案件表象,我们感受更多的则是现代司法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尤其是以限制或剥夺他人人身自由为内容的更为严厉的刑事司法为甚。一方面是刑事法官严格依法定罪量刑做出的判决无法得到公众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公众认为民意诉求在刑事司法中无从体现甚至被标上“干预司法”的标签,从而产生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在民意与司法公正拉锯战般的对抗与角逐中,刑事司法应当何去何从,在这一困境中司法公正应当如何在民意中实现成为当前法律界人士面临的时代问题。

一、解读:刑事法视野下民意的真实面孔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民意的解释是“人们共同意见和愿望”。学界通行的观点则认为民意是指多数社会成员对于其有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和。[1]从古代到现代,司法对民意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点。受儒家思想以及“以礼为法”行政体制的影响,从古代起民意就作为衡量司法裁决是否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考量。“一旦裁判结果与民意距离较远甚至相悖,就会无法昭示纲常伦理即天理,继而在民众中产生一种断案不公之虞”。[2]然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民意以多样化的外在形式突破了传统媒介的限制,从传统的信函、热线电话到民意测验、网络博客、网络论坛,在各个领域对司法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同时,民意的多样面孔也使人们认识到正确甄别民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感性亦或理性?

民意作为一种集体意识,它的成立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主体的多数性和内容的关联性,即民意表达的公众应具备一定的人数基础,代表了部分民众的共同意愿,并且与涉诉纠纷有一定的关联性;二是内容的道德伦理性,即在内容往往表现为善恶评价的道德评判;三是内容的公开性,即民意常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3]一方面,由于民意的集体性属性,其具有一定的理性基础。民众的愤怒就是惩罚犯罪行为的道德目的,道德目的是与刑罚的报应性质相联系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引导着社会对犯罪作出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是不可缺少的,长久以来,社会始终在尽力维护着这种健康的愤恨情感。[4]民意作为在社会情境中自发产生的公众应激反应,在具体案例中,常常体现的是道义报应的朴素情感,体现的是通过法律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要求对罪大恶极罪犯的严厉刑罚处置。另一方面,民意也具有感性的一面。尽管民意具有自发性和初始目的的善良性,但对于具体事件的认识,如某一案件定罪量刑的看法,受信息不完整性或者价值观念的冲突影响,人们容易受激情、愤怒的支配,从而使民意渐渐远离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民主亦或“专制”?

自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民意就与民主挂了钩:“多数人的意愿构成了民主的基本结构”[5]。“虽然卢梭关于人民自己行使立法职责的纯粹民主思想在法国的政治制度中并未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他有关主权者的公益须通过多数投票表决的要求,则被认为是议会民主制的基本前提。”[6]因此,包含社会多数成员赞成意见的民意,被认为是民主的体现,是人民内心深处不被约束的意思表示。然而,民主的真正价值“不是取决于多数人的偏好,而是取决于多数人的理性”。[7]在现实生活中,所谓的“民意”代表的多数人的利益,可能仅是数量上多数人,相对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可能仅是少数人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形下,民意不一定代表的就是正义的呼声,可能仅是某一利益团体的利益追求。如在杀人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一旦被告人没有被判处死刑的情形,被害人家属以不火化尸体、聚众闹访等形式给国家刑事司法审判施加压力,迫使法院按照一定范围的民众意见审判。

二、现实:刑事审判中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博弈

案情:19944,湖北省京山县村民佘祥林因被怀疑谋杀妻子而被捕入狱。同年10,佘祥林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佘祥林上诉后,湖北省高院认为此案有疑点,发回重审。1998615,经当地市、县两级政法委协调,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2005328,当年的“亡妻”张在玉突然返乡,此时佘祥林已服刑11年。佘祥林案中,“死者”张在玉的亲属无端怀疑佘祥林杀妻,并以各种方式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现此案的疑点要求重审时,张的亲属多次上访,并组织220名群众签名上书,声称“民愤极大”,要求对“杀人犯”佘祥林从速处决。  

如佘祥林案所显示的,司法公正与民意间的博弈,体现在个案审判中由传统媒体、上访、民意书等形式反映的民意在与司法沟通和交涉中对司法公正施加的影响。在刑事审判中,民意与司法公正的博弈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

1、被害人操纵下的民意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上述案例实际上展现的就是被害人操纵下的民意对司法公正的冲击。刑事被害人在现代刑事司法中的“边缘化”地位,使其“被排出局成为旁观者,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得到解决或和解,反而冲突程度进一步升级。”[8]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及其亲友只能在刑事司法之外寻求新的方式满足报复罪犯的心理需求,其外在形式即被害人代表的民意。如果法官盲从了这种民意的诉求,放弃了查明案件事实的基本职责,以民众的喜怒而轻重,则丧失了法律的严肃性,造成类似佘祥林案的冤案。

2、媒体误导下的民意。传媒和司法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两大支柱,一个体现的是社会民主和言论自由,一个是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二者在相互平行、独立的运行轨迹上,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又会出现相互冲突与纠结。媒体在关注民众知情权和对刑事司法监督的前提下,信息来源往往片面于对涉案人员的采访,加之为宣传效应所做的必要的渲染,可能给公众带来误导,公众基于此事实形成的民意偏离了客观事实,成为干扰司法公正的力量之一。

3、辩护律师操控下的民意。现代刑事司法中,辩护律师作为被告人的保护神,对保护被告人诉讼权利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民意较大的被告人的辩护人,在案件正确处理、司法公正实现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好的辩护人在还原案件客观真实、疏导民意上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辩护人只为追求辩护效果,隐瞒或歪曲案件事实,则有可能民意表达渠道受阻,从而激发民愤。

三、根源:从社会现象到法律问题

民意与司法公正之所以会出现冲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需要从社会与法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社会原因

作为社会的成员,每个个体最基本的属性是社会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意之所以对司法公正产生冲击有其一定的社会根源。

首先,以民情为本的儒家思想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思想即为“民为邦本”,体现在刑事司法领域则是对民意的极端重视。有时为了实现民众对司法的期许,甚至撇开发了而径直依照情理或其他非成文法渊源进行裁判。[9]这一传统法律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现代民众的思考评价体系,当裁判结果与人们心中的公平正义相去较远甚至相悖时,民众基于传统法律文化形成的民意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也就越大。

其二,社会利益与价值观多元化带来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带来了利益的分化与多元化价值观的形成。不同的利益团体有着独立的利益诉求,当犯罪行为危害了某一利益团体相对独立的同时又是与国家罪刑判断标准相异的利益时,容易形成一定范围的对影响司法公正实现的民意。

其三,民意非理性的特点易受外界因素所干扰。操纵民意的因素最常见者为政治权力和新闻媒体。政治具有与司法权行使完全相反的价值取向,它关注的社会整体利益,寻求的是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秩序的安定,而司法权则重视个案的公正。在巩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的政治目的与司法对个案公正的目的相冲突时,政治权力容易成为操纵民意从而影响刑事审判的结果的力量。

(二)法律原因

首先,司法的公信力丧失是引发民意与司法公正冲突的重要原因。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基于民众对权利的预期,公正地为公众权利服务,满足权利的需要是司法公信力的根本意义。司法的公信力可以促使民众对国家刑事司法活动采取一种更为理性的方式。[10]然而,在实践中,由于个案司法过程缺少对刑事裁判社会接受程度的预见,使司法公信力丧失,从而让民众产生对权利预期的担忧,不得不采取对司法活动施加压力非理性的方式去寻求预期权利的实现。

其次,犯罪行为本身引发的民意与司法公正本身存在的冲突。由犯罪行为引发的民意通常表现为以下三种形态:第一,与与被害人同属某一利益团体的一定数量的民众是犯罪行为的间接受害者。第二,与被害人具有相同处境,犯罪行为引发民众对自己将来处境的担忧,因而产生严惩罪犯的强烈要求。第三,因犯罪人以前不正当行为导致大多数民众的积怨,民意只不过是犯罪行为引发的民众积怨的宣泄。[11]这种民意因其具有的浓重的感情色彩和情感因素,使其本身容易突破理性的界限对司法进行干预和指责。

四、出路:刑事司法中民意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

民意产生于法治实践的司法资源[12]上,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逐渐演变为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其本身就是对这些规范的认可和维护。所以说,民意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本身并不是不可协调的根本对立。法院只有在充分认识到冲突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对症下药,找出应对措施,畅通民意表达,使之与司法形成良性互动。

(一)民意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的基础

1、司法对民意的关怀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认为“那些受到称道、传至后世以为楷模者往往正是参酌情理而非仅仅依据法律条文的司法判决。”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司法裁判也会在遵循合法性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的一般正义观念包括民意而对法律规则进行适当的变通。[13]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各类社会价值追求也日益多元化,现代司法也要考虑多方利益的需求,通过法律、道德规范、民意舆论之间的量刑互动,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

2、司法机关积极推动司法公正与民意的良性互动。司法本身就具有社会性的属性,随着民意在司法活动中影响日益加大,司法机关更是从多方面积极应对,努力构建二者良性互动的机制。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单独提出加强和完善网络民意沟通机制。江苏省法院也积极部署全省法院民意表达机制构建工作,各市法院纷纷出台相关意见,如徐州中院制定《关于加强涉诉民意收集分析运用引导的指导意见》,拓宽沟通渠道,切实夯实司法裁判的民意基础。

(二)民意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的条件——扩大民众对刑事程序的参与

1、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是一项专门性的社会活动,有着与大众理性不同的属性与活动规律,走向职业化是司法必然选择,但这也容易滋生司法的职业惰性:法官过于的职业化可能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相脱节,容易对案件产生麻痹和冷漠感乃至陷入关联化的境地,使得法官对社会冲突的解决,往往存在着规范性法律的适用效果与社会共同认知间的不和谐。[14]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即是通过制度性的渠道吸纳民意,弥补法官上述职业化的弊端。但我国目前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尚不完善,[15]存在可能妨碍司法公正的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其发挥司法公正与民意之间的桥梁作用。(1)严格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方式。法官在陪审员选拔的过程中,理应避嫌。身为民意代表的陪审员应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同时可以扩大陪审人员的数量。(2)规范陪审员的管理制度。可以制定明确的补助形式和数额;对陪审员进行思想教育,消除对职业法官的一种权威趋从心态。当法官意见与陪审员意见相左时,鼓励陪审员在符合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杜绝只能听从法官意见,全凭法官决断的现象发生。(3)明确陪审员和法官的各自职责。为避免非法律专业人士的陪审员在法律适用上对法官的影响,可以明确陪审人员与法官之间的职能分工,即参照陪审制度比较完善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审理案件时,陪审团负责事实的裁定,而法官则负责法律的适用,发挥各自的职责,使人民陪审员更好地发挥司法公正与民意之间的桥梁作用。

2、刑事程序对民意的吸纳。现阶段,司法引导民意的方式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进行:1、实行旁听制度;2、树立司法典型。司法机关将某些优秀的法官进行宣传,借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3、通过重大影响案件的报道引导民意。[16] 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对民意的吸纳:

1)援引民意作为裁判的依据。如果法律规定本身就较为原则、抽象,或者留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那么为最大限度获取裁判结果的社会认同,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时应当适度考虑社会可能的态度,即在适用法律的范围内,将民意这一非正式法源[17]作为合理性裁判的依据。民意与道德信念、习惯一样来源与社会生活,凝结着社会普通大众朴素的价值判断准则,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实践中更为被人们所接受、信服。

2)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作为司法载体的裁判文书本身承担着向社会公共解释、宣传的功能,一份好的裁判文书对于消除公众对司法的误解、对客观事实的认可发挥着重要作用。心存正义是每一个社会公众与生俱来的本能,无利害关系人对司法企盼的就是结果的正义,法院公开裁判结果的论证过程能满足公众这一需求。因此,裁判文书应该关注可能引发争议的问题,以民众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透彻说理,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心服口服的接受判决的结果。

(三)民意与司法公正良性互动的边界控制——民意干预司法的防治

1、被害人操纵司法的防治。被害人的特殊地位,使其一方面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参与者,另一方面也因为非刑事审判主体的身份而在司法活动之外对刑事审判施加压力,从而可能成为妨碍司法公正的力量。只有让被害人通过亲自参与惩治犯罪人的审判活动,积极主张自身所享有的权利,才能使被害情绪得到适当宣泄,还能使其在诉讼中了解并相信国家刑事诉讼和司法公正。为防治被害人操纵司法,干预对被告人公正审判,刑事司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关注被害人。

首先,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权利的告知。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途径很有限,即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张其经济损失的赔偿。实际上,此时刑事程序附带的民事诉讼担负了双重的角色,一方面是被害人实现犯罪造成经济损失的赔偿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了解犯罪事实,满足其对正义的追求。根据刑事诉讼流程,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告知被害人亲属有权委托附带民事诉讼,实际上,仍有部分被害人亲属因种种原因没有提起诉讼。作为司法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审判,应当正式书面形式通知被害人亲属这一权利,必要时在受理案件初,通知其到法院谈话,直接告知其这一诉讼权利。

其次,增加被害人在法庭调查与辩论中的参与力度。在现行刑事司法模式下,刑事审判庭审程序一般是在公诉机关主导法庭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公诉机关代表犯罪侵害的被害人角色下,真正的被害人无法满足自身对犯罪控诉与谴责的愿望,表现在现实中则是被害人委屈地表述“法庭上法官根本不让我们说话”。因此,有必要在法庭调查与辩论中加大被害人的参与力度,给被害人在调查与辩论中独立的陈述时间。在被害人参与下查明的事实不仅满足被害人表达的需求,也使其更能肯定案件客观事实的认定。

第三,对被害人的判后答疑与法律释明。被害人在对犯罪事实有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如仍然无法认同裁判,很有可能就是对于法律规定的认识不足。在此情况下,刑事法官不仅应当关注被告人的法律释明工作,也应针对被害人开展法律释明工作。

2、媒体误导司法的防治。由于大众传播工具之发达,使公开原则更能发挥监督国家刑事司法之功能。因此,于适当时机发布之新闻报道,符合公开审判之本旨,而为刑事诉讼法所允许。[18] 然而,当前我国新闻立法处于起步阶段,规范媒体报道、防止舆论审判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在解决传媒对刑事案件报道误导民众的问题上,只能立足于我国法治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规范媒体对案件事实报道的信息来源,禁止法官发布其所掌握的片面的、存在疑问的案件信息。如美国《纪律准则》就对检察官和律师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发布有关待决刑事案件信息的指导原则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2)加强互联网案件信息报道的规范。凡向国际互联网站点提供或发布信息,必须经过审查批准,并做好备案登记工作。未经审批的信息,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互联网或其它公共信息网络联接、发布,确保“涉密信息不上网,上网信息不涉密”。

3)赋予法官对新闻媒体的司法审查权。如合众国诉迪金森案,法庭如果认为媒体已经获取但尚未发表的信息可能误导民众,有损刑事审判的公正,依职权可以发出司法限制命令。在我国,案件宣传报道由法院宣传部门承担情况下,可由宣传部门行使对媒体报道信息的审查权,如认为某类报道信息可能产生误导,不利于案件正常审理或司法公正,经向院长或分管院长汇报,可向相关媒体发出司法建议书,撤回该报道。

4)确立刑事案件事实报道与评论分开原则。媒体承担向民众传达客观真实信息的职责,法院则负责对案件事实进行审理并裁决。因此,媒体不得对案件事实妄加评论以至产生误导民众的危险。

5)事后制裁。对违反上述规定者规定相应处罚措施,以保证规定的贯彻执行。具体做法如下:对律师等法律从业人员,根据违规情节的不同可以规定相应的纪律处罚措施。对违反规定发布片面、存有疑问的案件信息的法官,按照相应处罚办法处理。

3、辩护律师误导民意的防治。对律师执业行为有其自治组织及相关司法机关进行规范,本文仅就法院对辩护律师误导民意行为的监督和防治谈以下意见:

1)庭审中对辩护律师误导民意行为的制止。刑事案件辩护律师承担的主要职责即是为被告人作罪轻或无罪的辩护,然而,辩护律师在维护被告人权益时,不能以误导民意的方式妨碍司法公正。因此,对辩护律师发表没有客观根据蓄意编造或诋毁被害人以达到为被告人减轻罪责、误导民意的意见时,审判长应当予以制止。

2)引导辩护律师尊重案件事实的还原。对于民意较大的刑事案件,一个好的辩护律师应当通过对案件事实的还原,使法官、民众了解案件真实情况,消除民众对犯罪的片面了解引发的民愤。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

[1] 张隆栋:《大众传媒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2] 田佳灵:《民意对司法裁判过程的影响》,载《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9月版。

[3] 李风林、鲍莹玉:《刑事法视野下的民愤与司法——以邱兴华案为例》,载《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版。

[4] []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5] 苏力:《为什么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3版。

[6] 张保生、何苗:《法治与和谐社会——首届中国法治论坛综述》,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2版。

[7] 熊洪文:《民愤对刑事审判的影响》,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4版。

[8] 郭建安:《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页。

[9] 陈树森:《博弈与和谐:穿行于法意与民意之间的司法》,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9期。

[10] 关玫:《司法公信力初论——概念、类型和特征》,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4期。

[11] 高艳东:《从仇恨到接纳罪犯:个人与社会立场间的刑法抉》,载《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3期。

[12]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15页。

[13] 藤威:《作为非正式法源的民意与司法裁判》,来源于中国法院网。

[14] 贺卫方:《具体法治》,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15]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列举了5种具体情况: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不明确,一些人民陪审员素质不高,无法胜任陪审工作;人民陪审员的产生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管理监督;一些人民陪审员不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或“陪而不审”或“乱陪乱审”;由于人民陪审员的补助无法落实或标准太低,影响一些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的积极性;还有一些法院固定指派少数人民陪审员长期参加陪审,形成“编外法官”致使这项制度的执行丧失了广泛的群众性。参见毛巍:《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同等地位》,“杭州网”,http://www.

hangzhou.com.cn/20040101/ca396683.htm200815

[16] 瞿卫东、龙兰军:《论司法与民意的实现》,来源于广州审判网。

[17] 根据美国学者博登海默的划分标准,司法裁判所依据的渊源分为正式性法源和非正式性法源。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 林山田:《.刑事程序法》,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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