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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法进程中的民意回应机制

发布时间:2010-07-26 15:20:08


浅析司法进程中的民意回应机制

刘杰*

 

随着传媒影响和网络的迅速发展,各级新闻媒体及网络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了司法领域。南京“许霆案”、陕西“邱兴华特大杀人案”、山西“小保姆樊建青杀人案”等,中国社会中司法与民意的碰撞和交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和引人注目,司法多次陷入被民意,尤其是网络民意围攻的境地,导致屡屡上演由于发生民意的影响而改变司法判决的情形。如何在目前民意频频影响司法裁决的机遇中,合理引导民众相信法院的公正裁决,树立司法权威,逐步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任甚至是信仰,是目前司法语境下亟需探讨的一个话题。

一、对民意的具体分析

本文探讨的民意是在司法专业化的语境下对民意进行解释的,即民意指的是“非专业化”的民众表达。这种语境下的“民意”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所表现的社会舆论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1]同时司法过程中的民意表达与立法中的民意“激情”有明显的不同。后者要求立法必须充分尊重民意,充分吸纳民意,充分体现民意需求。而司法过程中的民意表达和吸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和途径,甚至对民意是否应当纳入司法裁决过程本身就存在有激烈争议。

民意概念是一个难以言说的词语,学界对民意的表达也不尽一致。《现代汉语词典》对其解释为“人民共同的意见和愿望”。民意也即群众性利益的输入与表达,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和作出合理输出行为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民主政府政策输出的基本“原料”。[2]我国学界通行的观点认为,民意是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有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和。[3]而具体到司法领域的民意则主要表现为非关联的社会大众针对重要的法律问题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通过多种途径所表达的一种意愿和诉求。[4]可见民意是民众针对重要的法律问题基于自己所了解的案件事实、所掌握和理解的法律以及所持有的法治理念和道德价值对其做出的判断。民意是否理性、是否正确取决于民众是否及时准确的了解案件事实、是否正确地掌握和理解了法律,是否具备了现代的法治理念和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道德价值观。民意所体现的是大众的普通理性。相较于法官的在程序中所特有的技术理性而言,民意具体以下特点:

1、民意具有主体上的非关联性和内容上的道德性。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所涉及的民意,实际上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民众,包括私人和非官方组织,对法院在审案件的公开与非公开的意愿表达。意见来源于与案件纠纷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民众,表达方式上则是习惯于将法律个案中反映出来的问题道德化,以传统道德习惯评价个案中的当事人,而非当事人所进行的法律行为。其评价的内容往往表现为以朴素的道德伦理为依据,以善恶评价为中心,体现朴素的社会正义观念。

2、民意的非理性及不确定性。首先,对于没有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普通民众,不愿意也没有可能亲自调查核实证据,人们想急切表达的只是建立在完全信任新闻媒体及其他各种报道事实的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而这一“事实”往往又是大众传媒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和商业的意图加工和制作过的。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民意往往容易被某种具有煽动性的观点所左右。同时大众由于对案件事实的掌握程度不同,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不同,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历的不同,都会对同一个案的判决过程、判决结果、法官的判决行为产生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其次,民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同一群体对同一个案的意愿表达也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最后,案件审判总会产生利益的确定,对某一方及代表某一方的民众而言,判决总会与其期望值有所差距,很难做到“胜败皆服”。程序规范、合乎正义的审判也必然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否定性评价。

3、民意具有很大模糊性。表达自由是民意表达的合宪性基础,然而公众对案件事实没有全面了解的义务,对案件审判没有职责的要求,同时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律思维训练,有的意见表达轻率或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同时,民意表达因表达人数量众多而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那么在相当多的不同表达中什么是真正的民意?谁来搜集民意?谁能代表民意?多少的比例赞同或反对才是民意?目前,这些都没有统一的标准予以界定。

二、司法与民意的关系解读

民意是民众对司法事务的意愿表达,法律是法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司法过程的最高准则。法律实质上应该是民意在法律语境中的最终体现。这两者应是统一的,法官依照法律裁判的结果完全取决于民众的立法,因此不应受到民众的横加指责。[5]然而,现实状况是司法中民意与法意却常现背离之态。如何妥善协调民意与司法裁判的关系,形成个案处置中社会公众与司法机构的互动格局与机制,并由此推进我国司法理念的更新与司法民主化进程;且如何在保证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倾听民意以体现民意,并最终促进司法公正,是困扰司法界和学界的一个现实问题。[6]对此,学术界对于两者的关系存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认为司法或应独立于民意,或应吸纳民意,或应与民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学术界对司法与民意关系争鸣不同,司法实务界对两者的关系形成了较一致的看法,即司法与民意是相互联系的,应当相互尊重又保持适当距离,司法对民意应有所回应。其主要原因在于:

1、回应民意是尊重司法传统的需要。我国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司法裁判会在遵循合法性基础上,根据社会的一般正义观念包括民意对法律规则进行适当的变通。古代“那些受到称道、传至后世以为楷模者往往正是参酌情理而非仅仅是依据法律的条文的司法判决。”[7]司法关怀民意、民意关注司法已成为我国司法的一个重要显特征。

2、回应民意是司法社会性的本质要求。司法是“法制的一个环节,是法治的一个部分,是社会的一个领域”,[8]无法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作为纠纷具体裁决者的法官,就既要和社会生活保持适当的距离,又要熟知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既要出世,又是入世”。除了法律原则、逻辑手段外,历史或习惯、社会效用、社会风俗、个人正义情感都会渗透在我们对法律的直觉性的领悟中,法官不可能脱离既定的文化传统包括民意对法律事件进行所谓完全独立的思考,尤其我国有着倾听民意、关怀民意的强大司法传统与文化。

3、回应民意是保证裁判效果的需求。执法者要接受世人公评,情理法兼容被认为是执法之人精要准绳。法官通过符合民意的裁判行为获得社会赞同,其社会赞同度越高,在后续的诉讼程序中就越具有权威性,其行为就越容易获得社会公众认同,解决冲突就越容易为社会所信赖。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关注民意,倾听民声有利于其法律价值判断被社会大众尽可能地接受。同时,司法裁判效果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一项失去社会多数成员支持的司法裁判,即使不能说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从司法裁判中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应当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从而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任甚至信仰,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强化公众的法规范意识,使司法具有的对社会行为的指引功能最大程度的得以发挥。

4、回应民意有利于保障司法公正。在司法独立未得到完全保障的情况下,司法可以借助获得的民意摆脱权力干扰的困扰。获得广泛的民意基础有助于司法始终保公信力,保持其中立、公正、权威的社会地位。同时民意的参与使得司法活动被置于社会的广泛关注之下,这种“阳光下的司法要求法官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准确适用法律。另外民众对一些法律事件的高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更多法学专家和管理者的重视,最终通过修改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废除了导致这类案件继续发生的法律机制,直接推动了法治的进步,从立法的源头上保证了司法的公正施行。

三、回应民意:司法与民意的协调之路

如上所述,民意与司法不是必然的悖离,两者有其协调配合的一面。然而由于民意所具有的非理性及不确定性因素,一个公正的判决也并不必然与民意相一致。因为司法活动追求的是法律正义,它要求法官们尽量抛弃非理性的、非法律的道德伦理标准去判断是否;另一方面,法律规范有时与道德相左,或许有时必然与道德相左。因此盲从民意会严重损害司法独立性以及司法机构的中立性,从长远来看会导致法律丧失其应有的权威性。过份强调社会舆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有可能会导致民意对案件的过多干预,甚至可能造成“舆论审判”,将法律问题道德化。因此在司法回应民意,吸纳民意的同时,应对民意有所警惕。在现行体制内,司法回应和吸纳民意应设置相应的途径,并设定一定的限度,最大程度的协调民意与司法的关系。

1、司法应坚持独立判断和思考,对民意有所甄别。如前所述,法律是最大的民意。法律是民意的体现,因此已经成为法律的民意是固化的、稳定的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强制性行为规范,应该得到全体民众的自觉遵守。司法过程中,民意对法律问题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民意和司法机关因对事实认识的不同而对案件产生不同的判断,及对事实认识相同,仅因对法律适用认识的不同而对问题产生的不同判断。前者在于社会公众感受到的案件事实与通过诉讼程序确认的事实之间存在距离。对于此种情况下反映出来的民意对司法行为与法律本身并不存在质疑,仅是民众根据不同的“案件事实”作出的不同价值判断而已,对此种民意法官不必要也不应当予以过多的关注,法官应当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依据法律的基本理性,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作出法律裁判。后者是面对同样的案件事实,社会公众的预期结果与法官根据法律作出的判断之间存在距离。其实质在于法官和民众对于司法行为与法律价值等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对于此种情况下的民意显然要给予一定的关注,透过民意本身来考量民意背后所体现的社会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与司法的距离。

2、加强立法中的民意参与。立法是连接司法与民意的桥梁,司法的职责在于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具体纠纷进行处理,将法律中蕴含的民意最大限度的实现。因此司法与民意的协调发展有赖于立法的透明、公正,通过合理、合法、充分吸收民意的立法程序,最大限度将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的民意转化为司法机关据以遵守的法律规范。近年来,立法机关与民众互动沟通是法治进步的一个明显的表现。立法充分吸纳民意是司法与民意沟通双赢的前提和保障。

3、完善现行民意参与司法机制——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丰富思维判断,是民意参与司法的制度性体现。但是现实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往往流于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列举了五种具体情况: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不明确,一些人民陪审员素质不高,无法胜任陪审工作;陪审员的产生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管理和监督;一些人民陪审员不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或“陪而不审”或“乱陪乱审”;由于人民陪审员的补助无法落实或标准太低,影响一些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的积极性;一些法院为弥补人员,固定指派少数人民陪审员长期参与陪审,形成“编外法官”,致使这项制度的执行丧失了广泛的群众性。[9]人民陪审员制度初衷是希望通过建立制度性的渠道来吸纳民意,是现行司法体制内吸纳民意的重要制度,应当重视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2004828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陪审员的职责定位和任职条件、陪审员的产生程序、参与案件审理的范围和形式、陪审员的日常管理监督及经费保障各方面作出了规定,对于完善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该《决定》还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对是否采用陪审制的决定权等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对陪审员的任期与遴选等问题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对陪审员的管理和培训问题的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对陪审员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有待进一步细化。我们要通过对陪审员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将公众智慧引入审判领域,完善合议庭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同时扩大司法决策的知情权,向社会开启展示司法公正的窗口,在司法与民众的沟通中建立一座坚实桥梁。

4、在审判中充分注意与案件相关的道德习俗。“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德和习俗比法律规则更容易得到社会认同,因此,在严格依照法律规则裁判可能与道德和习俗相悖时,法官不能不考虑对道德和习俗的尊重,从而取得某种变通形式保证裁判得到广泛的社会赞同”,[10]相较于专业化的法律规则而言,平民化的道德习俗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更容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因此在案件的处理中,为获得社会赞同,法官需要也必然会关注道德和习俗在审判中的恰当运用,对符合法律原则的道德习俗尤其更要注意。

5、建立科学畅通的民意沟通机制。法院审判要注重充分利用互联网、人民来信来访、申诉再审等诸多方式和环节,建立科学、畅通、有效简便的民意表达机制,及时掌握民生需求,适时调整司法政策。尤其要突出重视网络的作用。法官通过对民意的了解,对法律的娴熟适用,行使其平衡曲直之责,正确履行职务;在履行职务的同时通过倾听民意来实现普通民众对朴素正义理念的维护。

结语

广大民众以情度法,司法人员以法治国,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我国广大民众对司法机关并非总抱有善意,尤其现在大量的社会矛盾通过诉讼途径进入司法层面,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精神日益相冲突,司法机关难免要承受因司法之外的原因而遭受民意责难。面对强烈的民意,应在尊重法律的前提下,对案件进行严谨的分析论证,考虑民情民意,通过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和理性严谨的司法判决回应民意。一方面给民意的倾诉建立一个畅通的表达渠道,另一方面藉以宣传现代的法治理念,树立司法机关公平公正的形象,从而获得民意支持,实现司法裁判要求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法官。

[1]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

[2]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五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429

[3] 张隆栋,《大众传媒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

[4] 陈树森,《博弈与和和谐:穿行于法意和民意之间的司法》,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9期,第57

[5] 孙笑侠、熊静波,《判决和民意》,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9期。

[6] 张维,《影响法官裁判的民意因素分析》,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44-48

[7] 杨一平,《司法正义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页。

[8] 信春鹰、李林,《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

[9] 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 编外法官现象亟待法律规范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

[10] 柴发邦,《体制改革与完善诉讼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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