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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在司法裁判中的体现及其规制

发布时间:2010-07-26 15:18:25


民意在司法裁判中的体现及其规制

单甜甜*

 

托克维尔说过“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1]对于司法,中国自古就有“法不外乎人情”“经义决狱”的传统。现今,民意对司法的关注随着大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已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是,司法裁判过程中汹涌出现的各种意见是否都是民意?作为法官,如何在坚持忠于法律的同时将民意很好地融入司法审判实践,以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最终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稳定性?本文以案件审理为切入点,通过对司法裁判中民意内涵的探究,对司法裁判中民意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分析,从而提出民意进入司法的合理方式,为司法更好地吸纳、回应民意提供前瞻性探索。

一、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内涵限定

一般认为,民意又被称为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它是一切社会机制赖以运行的基础。[2]司法裁判涵盖从立案到执行的法院案件审理的各个环节,本文截取其中一个阶段,研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的民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表达的民意指与案件非关联的社会成员的大多数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所形成的一种意愿表达,其实质是一种大众诉求,体现了一般民众对法院在审案件的认识和愿望。这种诉求往往以朴素的正义观为出发点,以道德规范为基准对司法制度、司法行为进行应然性评价,具有其正当性。

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面对大量外界的意见,包括案件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案件审理过程及结果表达的愿望、追求;其他个人、机关在对司法裁判进行监督过程中所形成的观点、看法;社会普通民众对案件所发表的自身感受、态度等。要将司法裁判中的民意从这些不同类型的观点表达中分离出来,必须对其范围进行如下限定:

1、主体上的民间性和非关联性。首先,民意是非政府的个人、公众组织公开或非公开表达的意见,其意见的来源具有民间性。[3]民主主义要求下的民意应该是由“自由、平等之民”所表达的,各类权力机关对司法裁判对司法裁判所表达的意见在当前的政治体制内有其特有的渠道进入司法裁判,因此应将其排除在司法裁判中的“民意”之外。如果将这种意见也认定为“民意”,则一方面有损其所具有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与民意要求的民间性相左。其次,表达意见的民众应该与涉诉纠纷没有利害关系。民意形成所要求的理性思考要求将案件当事人及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排除在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形成者的范围之外。当表达者与案件有着事实上或形式上的利害关系时,其思考中理性的成分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会被其情感因素或利害判断所左右,从而丧失进行判断所要求的超然的立场。案件当事人及与其有关的人的态度通常是对个案提出的直接意见,这种意见实质上是一种个案中利益诉求,通常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和明确的目的性,因此失去了民意所要求的广泛代表性。

2、强烈的针对性。司法裁判中的民意乃由某个具体案件或与案件结果直接相关的具体制度(如死刑制度)所引发,进而形成针对此一案件或制度的普遍看法。人的社会性使所有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之中,但是,对整个司法系统的整体性意见以及对司法系统中除案件审判外的其他事务的评价皆非案件审理中的民意。由于民意主体的差异性和民意所表达的道德内容,司法裁判中民意需以具体案件为出发点和突破口,体现了因时因事的个案平衡特性。如佘祥林案中,被害人出现前和出现后民意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正是民意的个案针对性的表现。而死刑存废之争也是民意在司法裁判中的表达。

3、效力上的非强制性。司法裁判中的民意体现的是一种有别于法律思维的大众思维,它集中体现了实体优于程序、道德优于法律、合理性优于合法性的社会生活逻辑。虽然民意经常产生干预司法的冲动,但其仅仅是民间对审判的期待性表达,不能成为裁判的依据,对司法也不具有强制力。理论上,富于睿智、具有很高的审判水平的法官完全可以凭借法律理性对抗民意,以法律和良心作出经得起合法性经验的裁判。

二、司法裁判中的民意类型

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因其表达主体的不同,可分为法律共同体的民意表达和非法律共同体的民意表达两种类型。

1、法律共同体的民意表达。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专家学者等法律共同体成员的意见因其自身专业、系统的法学理论教育背景和实践经历,相比非共同体的观点,体现了较强的法律分析、逻辑判断的特征。共同体之内,对案件审理有较强影响的是法学家的专家意见。专家意见通常是指经诉讼一方或有关司法机关邀请,由对诉讼所涉及到的法律专业领域有一定研究的法学专家,对当事人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从法律事实的认定到法律的适用方面所进行的并出具经专家本人签字的论证意见。专家意见体现了民意表达主体的特殊性:一方面,专家作为社会公众的组成部分,其所形成的专家意见也是司法领域的民意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专家以非关联性的地位参与到诉讼之中,其意见是在资料信息占有相对全面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并提出专业化意见,因而相比其他理性的民意具有更高的易接受度。专家意见的提出乃是基于成文法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使得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需要寻求更为先进、理性的智识支援。同时,专家意见使得司法判决拥有更强的权威性,从而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再次,专家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监督了司法裁判的过程,是当事人对司法体制进行制衡的一种手段。

实践中的专家意见的提出有两种形式,一是被动提出式,表现为司法机关邀请法学专家对特定案件进行论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或由当事人邀请专家论证案件并将专家的法律意见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交给法官。被动提出式的专家意见因为其进入诉讼的渠道特殊性,易使大众对专家意见的中立、公正性产生怀疑,从而对专家意见可否构成司法裁判中的民意提出质疑。二是主动提出式,表现为针对个案,不特定的法学专家自发就案件相关情况进行论证,通过一定媒介向法院或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主动提出式的专家意见避免了公众对其来源的合理性怀疑,却容易导致其意见损害司法独立和公正审判的担忧。法学专家作为法学领域的精英群体,其所具有的崇高声望和学术地位使其发表的意见更易受到各方的重视,其拥有的话语霸权会使法官的判断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受到影响,从而将不具备法定形式、未经质证辩论的专家意见作为进行判决的依据,从而损害基本的程序正义。

2、非法律共同体的民意表达。共同体之外的民意展示的是不具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人在朴素的公平正义概念的驱动下,针对案件审理中过程所表达的意见。这种意见的自我显现主要是通过媒体途径。互联网以其所具有的迅捷性、隐匿性、交互性等特征,区别于传统媒体方式,迅速成为当前民意表达的新平台,使网络民意成为非法律共同体声音的集大成者。

网络民意[4]即基于网络技术基础,以互联网为载体,通过多元化、多通道的电子文本表达渠道如网络论坛、新闻跟帖等手段对有影响力的个案所涉问题自由发表评论和意见,聚合某种愿望和诉求,从而形成的某种民意。当前,网络民意在公共事务的介入方面已展现了相当的成果。如孙志刚案就是因为网络民意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相比传统的民意表达方式,网络民意的优势和劣势呈现出两极化的突出态势。

网络以其相对自由、开放的特性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意见讨论和表达平台,在这里,大众的言论具有更大程度的开阔性。网络提供的“完全公平”的拟态环境使得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能得到释放和发表,从而强化了民意表达主体的多元性;而百家争鸣式的意见发表又促进了民意表达主体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争辩,进一步升华了民意承载的内容。兼之网络所具有的高效、迅捷、便利的特点,使得民意的传播摆脱了介质的束缚而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就司法裁判中民意所要求的主体的民间性而言,网络民意可能是最有力的体现。

但是,在网络带来民意繁荣的背后,其所固有的缺陷也给民意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网络的隐匿性使表达者摆脱了现实社会的角色和身份,同时也摆脱了现实社会各种规范的束缚,其言论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易被引导、利用;同时,缺少责任的制约,人的言说往往带有游戏心态,甚至充满随意与欺骗,这为虚假信息的滋生、泛滥提供了土壤。其次,网络民意只能体现部分人的民意,由于网民的分布不均衡,其所反映的必然是自发性的“局部民意”。再次,由于意见发布者的不确定性,网络民意更易受到人为操纵,从而将那些本应被剔除司法裁判的民意范畴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被囊括到网络民意之中,并进而引导网络民意向其利益所在倾斜。最后,网络给人们提供了强大的信息过滤和筛选功能,降低了自由民主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经验,甚至导致小团体内部的封闭和极端化倾向,使得网络民意的态度结构大多呈现出一元极化态势。这种“群哄”式的网络民意,极易使网民们做出错误判断和极端行为。

三、法治前提下司法裁判与民意的互动

(一)司法吸纳民意的合理性

职业主义要求法官像法律家那样思维,但是按照民主主义的要求,法官应该像民众那样思维,判决应当符合民意。[5]在传统中国,民意对判决的评价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并且此种正当性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评价法院司法裁判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司法领域的民意包含了民众最为朴素的对善恶、对错的看法,更多的是民众对于司法公平正义性的应然评价。因此,司法裁判中民意的表达总是以公序良俗为起点,以善恶对错为中心,以道德为依托,带有浓郁的伦理性。本质上而言,民意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因为在民主社会,任何施行于全体社会成员并被遵守的法律都是民意的转化和体现。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变革以及价值多样化可能带来法律与民意的脱节,而法律或法治由于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因此不可能具有恒定不变的理性。不论法律因何原因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一旦司法裁判的结果与民意相差甚远的话,司法判决就会引发激烈的社会争议,从而导致各种力量以各种方式对裁判进行干预。在这种压力面前,司法很难坚持其独立的判断。因此,在司法裁判中吸纳民意,不但是为了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公众尊重、信赖程度,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独立和公正提供保障。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不是说它是最正义的一道防线。[6]在现实情况下强调司法裁判关注、吸纳民意,有其现实而且积极的意义。

(二)民意进入司法裁判领域的途径

司法裁判中的民意并不因其具有的天然正当性而具有了进入司法裁判领域的必然合法性。法治是人民通过法律的治理,而并不是民意直接对司法施加影响。缺乏程序的民意往往缺乏理性,其更关注于个案中的实体正义,而现代法治的逻辑及对法官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严守程序正义。民众“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作出回应”。[7]司法强调自身的规律,而民众始终坚持一种外部的立场,他们不参与司法程序,却会提出许多不同的道德主张,或者是直接给予对与错的评价。[8]当精英化、职业化的司法专业视角遭遇大众的普通理性、当裁判程序中的技术理性遭遇大众追求实质公正的激情,当支撑判决的法官对法律规范的信仰遭遇大众对裁判结果的期待,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民意更多地以一种质问、对立的状态站在了司法的面前,并以其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基础动员正式的制度,从而影响司法裁判的走向和结果。一旦法院的裁判结果做出了与民意一致的改变,则其变更将会获得社会的广泛赞同和认可,即使这种改变时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作出的。

民意要进入司法领域,应更包容法律并对司法裁判的过程和结果有更多的耐心。这种包容和等待并不是司法对裁判过程中民意的忽视,而是民意给予司法合理性回应的时间。司法裁判中的民意是在社会和法律共同体对案件审理的争论中逐渐形成的法律和道德共识,这种共识必须经过时间的淬炼、随着案件事实的逐渐披露而进行相应调整,因此,这种共识的形成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临时发作的、时刻变动的情绪宣泄。

1、权威性提升:通过立法渠道将民意上升法律,以法律为司法裁判的依据,从而在个案审理中反映民意的合理内核。总体而言,民意要想真正对司法裁判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应由立法渠道进入司法。以法律移植为主的法律发展进路导致中国法律制度的建构以西方法制为坐标,迷失在西方的法律地图中,这正是当代中国法律缺乏人民性的根源所在。因此,要提升法律的人民性和运作的独立性,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意是否能够进入立法。[9]由于司法自身的中立性特征和功能的局限性,司法不能也不应该担负起民意吸纳机构的作用,否则将导致立法部门功能的萎缩。个案中民意的采用表面上看是民意得到了尊重,实质则是对立法主权、司法独立的损害。只有将民意引导到立法渠道,才能真正保证民意能够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行之有效地发挥其作用和影响,并且将其影响最大程度地合理化、正当化,而非像当前这样,民意以一种对立的面貌、非理性的状态、通过动员权力机关、以压迫之姿出现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之中。

2、程序性完善: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民意纳入个案的正常审理过程。无论陪审制度的设计目的在于扩大民主或分权制衡,它都为非法律职业人员提供了一个参与到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方法。相比启动立法程序的严格要求,人民陪审员制度可谓当前制度下民意进入个案审理的最便利途径: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的相对宽松,保证了其来源的广泛性;合议庭评议案件时的同等权力,保证了其意见表达的权威性;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无审级性保证了在各个审级的一审案件都存在民意进入的可能性。因此,一旦陪审员摆脱“陪而不审”的状态,其民意表达的功能必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得到提高。

3、体系内微调:不同审级的法院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对司法裁判中的民意进行吸纳和回应。司法裁判中的民意表达的是一种诉求,其必然带有“呐喊”的特征以求获得正视、关注。当前案件审理中的民意之所以采用一种“喧嚣”甚至“咆哮”的状态出现,一部分原因在于法院系统对其的忽视。民意所反映的各种情绪、信息如不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发现,其必定会在上下级法院之间、在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不停盘旋回荡,并通过其他途径对司法施加影响。吸纳民意不是对民意中判断性和情绪性因素的简单妥协和接纳,更重要的是对民意中包含的、与妥善决定相关的信息的有效吸纳。[10]这就要求司法裁判的主体对民意所包含的信息进行筛选、过滤、辨明,为恰当的民意披上法律条文的外衣将之体现在案件审理中,用说理将不恰当的意见挡在案件审理之外。

4、程序外引导:将非理性的民意导入平静的司法关注之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告诉我们,对于民意,只有采用合理的方式、正当的手段进行疏导,才能使之归入平静的意见表达之海。面对汹涌的民意,一方面要求法官对其进行分析,发现民意表达的合理内核并妥善运用,另一方面要求法官以倾听、解答的方式引导民意中所包含的情绪因素进行释放、消解,从而完成民意的表达流程。

总之,无论是以宏观或微观的方式,民意要进入司法领域必须遵从既定的法律渠道和程序、以“法律参与”的面貌出现。这一过程既包含了各方的论争,也包含静默地等待更高审级的程序在司法体制内的自我调整。民意进入司法并不是民意代替法律、民众代替专业的法律职业者,而是坚持依据法律的前提下,寻求制度性的理性化表达。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

[1]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5页。

[2] 张隆栋著:《大众传媒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3] 陈树森:《博弈与和谐:穿行于法意与民意之间的司法》,载《法律适用》2009年第9期,第57页。

[4] 参见:刘力锐《论我国网络民意的特征与政府回应》,载《求实》2009年第6期;杨育谋《网络民意:一把锋利的双刃剑》,载《观察与思考》2009-9-1;梁旭日《网络民意的政治学思考》,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6月第2期;王启梁《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从“躲猫猫”事件切入》,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5] 孙笑侠、熊静波:《判决与民意兼比较考察中美法官如何对待民意》,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47页。

[6]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1期。

[7]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8]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9]王启梁《网络时代的民意与法律应有之品性———从“躲猫猫”事件切入》,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页。

[10]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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