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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判中民意与法意的冲突与协调

发布时间:2010-07-26 15:15:47


华敏洁*

 

1995年夹江打假案,原本正在依法处理的行政案件因“制假者(夹江县彩印厂)状告打假者(四川省技监局)受到传媒的错误的、强烈的抨击,最终司法机关判决“维持技术监督局封存通知书,驳回原告的的诉求”。

2001年张学英继承案,黄某立遗嘱将财产遗留给情人张学英,并进行了公证。黄去世后,其妻拒绝将其遗产交付张。张遂提起诉。该案引起许多媒体的关注,更引发了法律界的争论。最终法院判定遗嘱无效。二审维持原判。

2007年许霆案。2007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此判决引发很大社会争议。2008年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许霆发回重审。最终许霆以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从无期徒刑到有期徒刑5年,许霆的命运实现了不可思议地逆转。

透过现象看其本质,我国司法审判陷入了两难困境:若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完全不考虑民众诉求等外在因素,或将导致判决因缺乏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而得不到广泛认同;若参考民意诉求,则是冒着被指司法被民意左右、民意审判的风险。如何在司法领域中正确处理民意与法意的关系已成为审判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解读:民意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民意”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说剑》中[1],就字面角度来讲,民意是指“人民共同的意见和愿望”[2]。通说认为,民意又被称为民心、公意,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称。它是一切社会机制赖以运行的基础。[3]在司法领域中的民意,则是普通民众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所形成的一种意愿表达,包含了一般民众对司法正义和社会公平的自然期待,事实上是一种大众诉求,这种诉求往往以朴素的正义观为出发点,夹杂着道德要求对司法制度、司法行为作出的评价,具有其正当性,并最终会形成一种符合朴素正义观的民意。因此,司法领域内的民意具有以下特征:

1)广泛的社会性。一方面表现为主体的广泛性。民意的主体是非政府的个人、公众和组织,具体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另一方面表现为表达方式的广泛性,民意既可以公开表达,也可以非公开表达,既可以通过报纸、电视表达,也可以通过广播、网络表达。

2)非理性。非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意产生的事实基础是民众所感知的由传统媒体和现代网络报道出的“案件事实”。而这一“事实”往往又是“大众传媒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或商业的意图加工和制作过的”,不一定是原本的事实。二是民意主体的多样性导致其表达出的民意往往由于每个人价值观念、知识水平的差异而产生相互碰撞,或为某种具有煽动性的观点左右,呈现出非理性的特点。

3)非专业性。司法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要求通过专业资格考试的职业阶层运用专门的思维和论辩方法来求得“事实问题”的“法律解决”。这与民意表达的非专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为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现的社会舆论倾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流动性。”[4]民意可以是民众的一种直觉或偏好,也可以是民众的一种情感或情绪,还可以是民众的一种想象。

二、民意与法意的冲突及表现形式

在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民意作为一种表达言论自由的方式,借助各种媒介形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现代社会中。民意表达是公民积极要求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表现形式,也是中国社会民主意识兴起的产物。而作为西方法治社会运行的基本要素之一的法意是司法最高准则,法意涵盖下的司法制度要求司法权的行使不受任何团体、组织、个人的干涉。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体利益的多元化,决定了任何一种价值追求都有可能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层面与其他价值产生冲突甚至对立。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民意与法意存在冲突。二者的冲突表现为:

(一)民意与法意的外在冲突——民意认定的事实与法律事实[5]的冲突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意认定的事实与法律事实都是对客观情况做出一定程度的判断。但由于司法人员与民众受主客观条件以及认知能力的限制,所以会对案件事实做出两种不同的事实认定。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指导下,只要司法人员对案件客观事实的认知符合相关规定,就可假定他已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客观事实,可依此来定案。但民众的认知并不受法规限制,他们只是根据客观事实的真实情况做出理性的判断。社会公众的预期结果与法官根据法律所作的判断之间存在距离,导致法意与民意就个案上演了一幕幕博弈与冲突的悲喜剧,如夹江打假案、许霆案,张学英继承案等。

(二)民意与法意的内在冲突——民意与司法独立的冲突

法意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对于每一个现代民主宪政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基本保障。我国宪法和法律都规定了司法独立审判。诚如英国学者史迪芬指出:“一个独立的审判机关应当是只根据法律实现正义而不受政府政策和倾向性影响的司法机关。”[6]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社会纠纷中处于中立地位,严格按照案件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来判案,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因此司法不仅要独立于权力,而且要独立于民意。“司法的裁判应该就个案事实和一般规范相结合,不应考虑民意,这样才能树立司法权威。”[7]而民意则不同,民意表达的主要渠道是媒体,而媒体对案件的评议在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给法官带来一定压力,使得法官在裁判的时候,本能地拒绝使用法律思维,而使用道德思维,不在乎法律之内是否正义,而更多的考虑案件公布后会不会受到民意的否定,这无疑破坏了司法独立。

三、民意与法意冲突的原因解析

民意与法意作为一个社会内部的两者关联度很高的现象,根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西梅尔的“冲突力理论”,产生冲突不可避免,且在司法领域中,这种冲突对司法裁判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探寻二者产生冲突的原因,对于更好的处理和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相悖

司法对民意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突出特征。“在我国古代社会,正义的客观判断被认为出自民心和群情,我国的传统法文化是以争取同意为特征的。”[8]从流传至今的包公断案到新中国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无不体现出司法对民意的偏好。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淀在民众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司法预期:民意系衡量案件处理结果是否公正的重要依据;一旦司法认定的“事实”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裁判的结果与人们心中的公平正义相去较远甚至相悖时,在民众中便会产生一种断案不公之虞。而进入新时期之后的一些相关政策——司法系统提出的“争创人民满意的好法院、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的口号,而且被从上到下的积极贯彻,之后更相续提出审判要达到“两个效果的统一”,即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就是法律之内的正义,社会效果就是社会对审判结果的反映,也就是民意对审判的反映——更使民众确信这种司法预期。然而,现代法治理念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学说上的,摒除了中国传统的礼法不分,其基本内涵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案件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来判案,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包括民意。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司法理念也日益与国际接轨,现代法治理念已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理念之一,但与此同时我们并未完全摒除传统法律文化,使得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并存。而二者的相悖——传统法律文化要求民意介入司法,现代法治理念要求司法独立于民意——导致民众基于传统法律文化塑造的司法观与现代法治理念下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张力日趋明显,难以兼容。

(二)法律规范与民意的不完全对接

按照孟德斯鸠式的分权原则,法官的职责是将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或者说把案件的事实“涵摄”在一般法律规则之下。沿着这样的理路,法官既然只是在执行经由民主程序产生并体现了民意的立法作品,裁判的结果完全取决于立法者的预设,不应该受民众的横加指责。[9]而在实然世界,确不断上演着民意与法意的博弈,这说明我国的法律规范并没有与民意完全对接,主要原因有:第一,司法现代性进程中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和运作模式与本土民意之间的整合出现了断裂。从清末以来的百年立法史来看,我们的立法对外国法律的借鉴远甚于对本土习惯、惯例的考察;现行法律文本中充斥着舶来的法律制度、规则、概念与术语,而缺少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以及对现实国情的深人了解,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幅立法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社会图景。第二、法律自身的特点决定其与民意不可能安全对接。法律具有相对稳定性,而社会情势却是时变境迁,两者之间的冲突使得法律在对民意的吸纳与反映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立法具有不周延性,法律语言具有模糊性,这使得很多民意只能意会,无法言传,一元化的法律并不能实现对多元化民意的完全吸收。法律规范与民意的不完全对接必然导致民意与法意在一定范畴内存在冲突。

(三)民意和法意对“公正”评判尺度的不同

法意与民意都已追求“公正”为价值目标,但二者对“公正”的评判尺度却存在差异。法意追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既包括程序上的公正,也包括实体上的公正——在程序上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运用特有的法律语言、法律原则对案件进行评判;在实体上必须做到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裁判依据的证据确凿、对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这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民意则不同,民众“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作出回应。”[10]因此,民意追求的“公正”从本质意义上讲是道德公正,重心在于善与恶的评价,具有朴素且浓郁的伦理气息。然而,一个公正的判决并不必然与道德公正相一致,一方面法意所追求的司法公正要求法官尽量抛弃非理性、非法律的道德标准判断是非,另一方面“法律规范有时与道德相左,或许有时必定与道德相左。”[11]所以,哪怕是正确的司法活动,结果也可能因为背离道德而受到民意的诘难。

四、司法审判中民意与法意的协调机制

司法的主要职能是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生活正义。因此,司法无法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因为它原本就是“法制的一个环节,是法治的一个部分,是社会的一个领域”。[12]司法的社会性决定了其无法脱离民意而独立存在因此,面对民意和法意的冲突,并不能单纯的以摒除民意或放弃法意来解决,而应寻求两者的冲突协调机制。

(一)民意与法意冲突协调机制必须坚持两个原则

    原则一:尊重民意

我国是民主国家,奉行以民为本,人民利益是我国司法顾及的主要对象,折射到司法审判则体现为司法审判应尊重民意,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作为法官司法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第一,司法民主的要求,按照“司法为民”的执法理念,司法裁判所要实现的公平正义应当符合社会一般价值观念,既然司法裁判可能会影响到案外人多数人的利益,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就很有必要尊重民意。第二,司法裁判的社会认同的要求,司法裁判能否为公众所信服,能否树立司法的公信力,取决于司法裁判能否为社会所认同。一项失去社会多数成员支持的司法裁判,即使不能说是错误的,至少可以说是不合时宜的。正如法学家科特威尔所言:“当法律达到有准备地从民德中分离出来的程度时,法律就削弱了本身的社会基础和权威,违背民德的法律就好像一堆废纸。”而民众显然也不会接受一个完全只有程序意义或者完全否定主流民意的判决。

    原则二:坚守法律至上

现代法治有两项最基本的要求:一是要有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必须坚守的基本信条。当民意与法意产生冲突,危及法律的权威性与正统性,触及到司法存在的根本价值时,司法必须坚守法律至上原则,严格遵循最根本的民意——法律进行判决。若在民意与法意冲突时,选择民意,并不能保证案件裁判的必然公正性。因为民意并非具有不言自明的正当性。“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13]即使个案因选择民意裁判而实现公正,但司法也会因此失去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和应有的理性,从根本上破坏法治的精神,最终使民众丧失对法律的信心。若司法选择法意,坚守法律至上,严格依照法律裁判,也许会对个案不公,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国家走向成熟的法治社会所必经的阶段,最终还应当认为是顺应了民意的,这是以法律的理性规定对抗民意的冲动、非理性所必须坚持的。

(二)民意与法意的具体协调机制

机制一:建立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

民意产生的事实基础,一般而言是民众所感知的由传统媒体和现代网络报道出的“案件事实”。从一定层面上讲,我国的民意基本上只受媒体引导,民意裁判很大程度是媒体审判。而媒体报道的“案件事实”往往又是“大众传媒依据一定的价值观、政治或商业的意图加工和制作过的”,不一定是原本的事实。媒体对民意的垄断引导无疑将刺激民意与法意产生冲突,如佘祥林案,刘涌案等。为了消除民意受媒体垄断,帮助法官抵制民意的攻击和引导民意的正当化,法院系统需加强与舆论的沟通联系,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法院可对其审理的各类重大、典型或社会关注的案件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主动向社会公布,并同时就有关法律问题、背景情况进行相关说明、解释,方便舆论监督,避免舆论对人们的误导,使民意更具有代表性和正当性。

机制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是指依据法定程序选举出参加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普通人民,代表民众对案件发表意见与见解,这是民意的制度性体现方式。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让司法不至于远离民意,防止法官因过于职业化而导致司法结果脱离民情;可以将公众智慧引入审判领域,有助于完善合议庭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可以扩大司法决策知情权,向社会开启了示司法公正的窗口;可以通过人民陪审员对司法判决的结果进行解释,减少民众对法院判决的误解,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的信任度和接受度。因此,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架接法意与民意之间的桥梁。但是,现实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在一些地方往往流于形式。[14]。针对此种情况,笔者认为应当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使陪审权成为司法权的组成部分,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公民参与司法活动的有效方式。明确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的范围和启动程序,充分发挥其专业特长、职业优势及特殊身份的作用,弥补法官相关专业知识的不足。

机制三:.建立专家咨询制度

司法审判中民意与法意的冲突并不是只有我国才有,美国、德国等法治发达国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为了增强公民对司法的信任,避免司法审判中民意与法意产生冲突,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法庭之友制度建立专家咨询制度。一方面法官通过与专家们的充分沟通,可以大大减轻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提高法官素质、节省诉讼资源。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应注意几点问题:(1)专家咨询制度主要适用于存在法律疑问的复杂案件,专家所提交的意见和建议当仅限于案件的法律适用方面,对于案件的事实及证据的认定,不能发表意见。当案件出现法律适用上的疑问时,承审法官可以向专家征求法律适用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专家亦可主动向法官提交自己对本案适用法律方面的意见和建议。(2)专家咨询意见应在法庭上公开宣读,以示公开性和透明度。若当事人任何一方对咨询意见有异议,还可提出辩论意见,以明辨是非。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建立专家咨询制度是协调我国司法审判中民意与法意冲突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但是,民意诉向司法,这在法治社会不正常,是对司法公正的挑战;成熟合理的民意诉向应面向立法,通过立法环节表明合理的民意要求。因此,要解决司法审判中民意和法意的冲突的根本方法是加强立法的公开性、透明性和民主性,充分考虑、吸收民众的意见。让立法机关成为司法与民意之间的桥梁纽带,民众的意见以及利益诉求通过立法程序,演变成白纸黑字的法律等规范性文件。司法需要做的就是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将法律中蕴含的民意最大化地实现。这才是治标之策。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

[1]“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桀士为夹。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矣。此诸侯之剑也。”

[2] 参见《现代汉语词典》。

[3] 张隆栋:《大众传媒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4]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

[5] 这里所指的法律事实是指司法裁判中的法律事实,是司法人员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程序等所认定的事实。

[6] 转引自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7] 参见向朝霞、吴权平:《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及协调》,《长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8] 季卫东:《法治与选择》,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9] 参考孙笑侠、熊静波:《判决和民意》,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9期。

[10]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

[11] 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2] 转引自刘昂,《解读司法领域的民意———由邱兴华案引发的思考》,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7月第4期。

[1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5页。

[1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列举了5种具体情况:人民陪审员的任职条件不明确,一些人民陪审员素质不高,无法胜任陪审工作;人民陪审员的产生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管理、监督;一些人民陪审员不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或“陪而不审”,或“乱陪乱审”;由于人民陪审员的补助无法落实或标准太低,影响一些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的积极性;还有一些法院固定指派少数人民陪审员长期参加陪审,形成“编外法官”,致使这项制度的执行丧失了广泛的群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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