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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二审审级监督功能的异化和回归——以中级法院为视角展开的实证分析

作者:徐竹芃  发布时间:2010-06-07 13:25:27


 

[论文摘要]

在我国二审终审制下,刑事二审程序合上诉审与终审于一身,承担着维护司法的正确性、统一性、正当性的重要功能。然而近年来司法实践的情况表明,刑事二审程序的功能已经严重弱化。上诉率和发改率双双低下;大量一审裁判的错误得不到有效纠正;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基本陷于瘫痪。不仅直接导致了司法正确性和统一性的下降,还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和终局性。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剖析。“重程序、轻实体”的错误思潮、对“司法既判力”和“自由裁量权”的片面理解是思想根源;开庭审理方式的虚化、审判组织配置的弱化、决策程序的简化是程序根源;案件请示制度的存在,简单以发改数、办案数为指标的法官考评机制是制度根源。

本文提出,在我国司法国情下,二审功能的回归应采渐进式路径,以加强二审程序的内部工作规范,以及优化上下级法院职权配置的“双向制约”为总体思路。建立有效机制落实开庭审理原则;明确大合议制的适用范围;通过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团队研究”加强对合议庭的指导,制约个人权力的滥用;优化考评体系,正确评价改判、发回重审案件以调动刑事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建立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反馈机制以制约二审程序的审级监督权;加快请示制度的改革,提高一审法院的审级独立,实现二审功能的良性回归。(全文共1万字)

 

 

 

 

在我国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下,刑事二审程序既是唯一的上诉程序和终审程序,也是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工作的重要途径,承担着纠正一审偏差、统一法律适用、保障司法正当性等重要功能。然而,近年来司法实践的运行却产生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二审改判和发回重审率低下,且呈下降趋势[1],二审程序审级监督功能严重弱化,进而严重影响了刑事生效裁判的正确性和终局性。而这一问题似乎尚未引起法学理论界和高层司法界的足够关注和反思。本文尝试以司法实践者的视角,以笔者所在的中级、基层法院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为主要资料,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希望对刑事二审功能的重塑及完善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理论厘清:我国刑事二审程序的基本功能

刑事二审程序又称“上诉审程序”,是指由上级审判机关对因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或检察机关不服下级审判机关作出的尚未生效的判决或裁定,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程序。[2]厘清上诉程序的功能及其作用机理,是研究和检讨刑事二审司法实践运行状态的前提。[3]

(一)纠正一审判决错误,保障生效裁判的正确性。勿庸置疑,上诉程序的首要功能是纠错功能,在任何法律体系都是一样。一方面,二审程序通过改判和发回重审等职能履行方式,有效纠正一审出现的错误。审判制度本身作为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4]法官由于受某些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一审裁判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更为可怕的是,实践中更多的错误是因为一审程序的不恰当和一审法官的不负责任甚至滥用自由裁量权而引起,这就使二审制度的实际价值远远大于它的预想价值。立法者基于“两次审判比一次审判更有利于司法的正确性”的理念,通过设立二审程序使案件再一次受到审理,从而尽可能降低错误裁判发生率。另一方面,上诉程序以其存在的影响力能有效防止一审程序出现差错。在中国,1996年至2000年间,刑事案件的平均上诉率为14.06%,[5]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诉程序只对提起上诉的这部分案件有价值。因为案件被提起上诉的可能性的存在,对下级法院施加了潜在的压力,从而迫使其更为审慎、认真地审理案件,最大限度地防止错误裁判的发生。

(二)统一司法裁判标准,保障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法律适用的统一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也是正义的本质属性,它意味着法律在整个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平等、公正、统一地适用于每个人。从国家治理技术来看,司法制度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途径,审级制度正是通过司法等级制将国家的法律沿着审级结构的脉络辐射到整个辖区。在一审程序中,由于法官对法律精神、立法目的的认识不同,以及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有可能对同一法律条文(包括司法解释)作出不同的理解,这一现象必然会影响法律适用和裁判标准的统一。上诉审通过对个案的裁判,表明上级法院的司法立场,就解释和适用法律给下级法院作了示范,这就在较大范围内有效起到了统一法律适用的作用。正如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所言:“允许上诉的各种事件,顺次接受呈金字塔状的各级法院的审判(这称为审级制度),而最终则以接受唯一的最高法院的审判为原则。以此来避免不同的法院对法令做出不同的解释或适用的问题。因此,上诉制度还具有统一法令的解释,谋求安定的法律生活的使命。”[6]

(三)吸收当事人的不满,保障司法判决的正当性。上诉审制度还具有其独立的程序正义功能。一方面,它通过给当事人一个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使当事人不满下级法院的裁决而希望重新审理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容易使其在心理上感受到司法的正当性,从而真心地接受裁判。因此,被告人提出的上诉最终虽然大部分被驳回,但对被告人仍然具有意义。另一方面,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由于上诉审的裁决结果进一步澄清了案件真相,正确地适用了法律,可以增强公众对法院的信心,提升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大大增强了司法判决的可接纳性。上诉审安抚和吸收当事人不满的功能据此得以实现,。

应当注意的是,在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审级制度和法律传统等因素的不同,二审程序中前两个方面功能的主次地位也略有不同。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国家,二审程序纠错的功能比较突出,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次之;而到了所谓法律审的第三审,则统一法律适用的目的明显优先。[7]但是在我国,由于实行两审终审制,二审程序即为终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只是作为“例外”和“补救”程序而存在。二审的纠错功能和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理应受到同等的重视。审级制度的意义在于,立法者通过司法等级的设置,预设经过数个审级的程序,绝大部分裁判是公正的,绝大部分裁判的法律适用是统一的,司法的统一性、正确性、正当性、终局性的目标得以实现,司法公信与司法权威得以树立。在我国,这一切都有赖于二审功能的正常发挥。

二、现实困惑:功能严重弱化的刑事二审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与制度的预设目的相比,法律施行的实效往往更加具有实际意义。然而,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刑事二审的运行状况并不令人乐观。笔者对所在的H省各中级法院,尤其是华东W市中级、基层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以此为蓝本对刑事二审功能发挥的现状作基本的分析。

(一)上诉率、发改率双双低下

1、上诉率在低位徘徊。近年来,我国面临新一轮犯罪高峰期,刑事案件总数增幅较大,但刑事二审案件数却呈下降趋势。W市共有9个基层法院,2004至2008年5年中,平均每年基层法院审理一审刑事案件总数近5000件,但被告人提起上诉和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每年不过200件左右,其中平均上诉率仅为4.05%(见表1)。上诉率保持低位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改判率过低,是直接影响上诉率的重要因素。既然改判无望,辩护人大多劝说被告人不如尽快服刑,放弃上诉。另外,上诉率过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一审法院打击犯罪的不力。笔者在与一些基层法官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为了防止被告人上诉产生被改判的风险,他们一般选择对被告人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

2、改判、发回重审率过于低下。近5年来,W市中级法院平均每年审理195.8件刑事二审案件,但仅有13~18件案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平均发、改率为7.85%(见表2)。若与基层法院每年审理的刑事一审案件总数相比,则仅有0.31%的案件被二审法院改判。在英国,上诉法院受理的不服刑事法院裁判的上诉申请总数不多(一般不到刑事法院当年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的1%),其中能够获得上诉许可的则更少,但上诉法院的改判率却很高。如1997~2001年,上诉法院对不服刑事法院定罪的上诉改判率一直在30%以上,此前的1992年甚至高达45%;至于上诉法院对不服刑事法院判刑的上诉改判率就更高了,1992~2001年一直稳定在66%以上,其中,1998~2000年连续3年在71%左右。[8]与之相比,我国刑事二审的维持率显然偏高。

表1:W市基层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上诉情况

项目

年份

 全市基层法院审结案件总数(件)

 市中级法院审结二审案件总数(件)

 二审程序提起原因

 上诉比率(%)

 

上诉(件)

 抗诉(件)

 

2004年

 4279

 193

 193

 0

 4.51

 

2005年

 4443

 189

 186

 3

 4.19

 

2006年

 4722

 218

 217

 1

 4.60

 

2007年

 5217

 214

 209

 5

 4.01

 

2008年

 5479

 165

 163

 2

 2.96

 

平均

 4828

 195.80

 193.6

 2.2

 4.05

 

表2:W市刑事二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数量情况

年份

 二审案件总数(件)

 改判数(件)

 发回重审数(件)

 发、改率(%)

 

2004年

 193

 8

 5

 6.74

 

2005年

 189

 16

 0

 8.47

 

2006年

 218

 16

 2

 8.26

 

2007年

 214

 13

 0

 6.07

 

2008年

 165

 13

 3

 9.70

 

平均

 195.80

 13.20

 2

 7.85

 

 

(二)大量一审裁判的错误并未得到有效纠正

诚然,发改率多年保持在低位的现象,完全可以被理解(或宣传)为一审裁判质量提升所致,但就笔者从事司法实践的体会而言,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由于一审法官的业务水平、责任心,以及工作量较大等复杂的原因,一审裁判出现错误和偏差在所难免。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错误大部分没能通过二审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方式予以纠正。对于一些对量刑并不造成实质性影响的非根本性错误,比如犯罪人身份情况的偏差、犯罪数额较小的计算失误等,二审法院一般在裁判文书中做些不引人注目的纠正,而仍采维持原判的“皮囊”;对于不符合自首、立功情节标准而一审予以认定的情形,二审一般以“上诉不加刑”为由予以维持,而没有另行提起再审程序纠正;[9]对于一些较为严重的错误,比如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重罪与轻罪认定失误等,二审的态度是尽可能予以补查,如实在无法补查完满,则劝说被告人撤回上诉或仍然“冒险”维持原判。只有对确属明显并无法弥补的错误才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这一切均营造了形势一片大好的表象。由于生效刑事判决中的许多错误如同犯罪学中的“犯罪黑数”现象,[10]很难用数据加以说明,笔者试举数例聊显冰山一角。

[案例1]:被告人赵某某盗窃一案,一审判决认定其于2005年6、7月,2次分别与他人合伙盗窃面包车各1辆。被告人赵某某在侦查阶段曾供认,其与他人有盗窃的合谋,并到达现场,由他人窃得车辆后交其使用。但该供述并不稳定。一审法院以其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一审宣判后,赵某某上诉称:其虽然感觉车辆来源值得怀疑,但只是向他人买车,对他人盗窃车辆的行为并不知情更无合谋。本案同案犯均未抓获,除被告人供述外,没有其他证据可证明赵某某参与或实施了盗窃犯罪,不能排除被告人仅为非法收赃的可能。二审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2]:2003年3月至2004年春节期间,被告人张某利用担任A国有独资企业某部门经理的职务便利,先后非法收受业务单位的贿赂共计人民币8万元;2005年4月至2006年5月,被告人张某又利用担任B公司某部门副经理的职务便利,先后非法收受业务单位的贿赂共计人民币7.1万元。被告人张某投案自首,退出全部赃款,积极缴纳财产刑保证金。一审法院以其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犯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该判决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对犯有数罪的受贿犯罪分子不得适用缓刑”的规定。[11]一审宣判后,检察院以原判量刑畸轻为由提出抗诉。二审经审理,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三)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基本陷于瘫痪

虽然“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学”,[12]与其它部门法相比,刑事法律及司法解释也更为明确和具体,但是在司法过程中仍然有大量的法律适用存在不同的理解,大量的空间留给法官予以裁量。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是,二审程序一般只重视纠正一审裁判的刚性错误,而对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普遍忽视。对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不明的条款的理解、对量刑影响不大的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以及量刑把握问题,一般被认为属于“中间地带”,一、二审存在不同理解属于理所当然,或不影响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基本予以维持。例如,对于留置盘问和监视居住的时间是否折抵刑期的问题,一段时期内W市各基层法院态度不一,二审在发现这种不同做法后,由于认为对此尚无司法解释的统一规定,因此均予以维持;又如,同一司法辖区内不同基层法院的量刑习惯均有所不同,“同案不同判”现象客观存在。但二审法院对于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决定的刑罚,即使存在过重或过轻的情形,也一般予以维持。调查发现,近年来二审程序仅仅以量刑不当为由进行改判的案件极为个别(见表3)。并且,这些改判往往是由于案外因素所致,其结果必然是各地法院的量刑难以得到相应的平衡。

 

 

表3:W市刑事二审案件因量刑不当被改判的数量情况(件)

年份

 二审案件数(件)

 仅因量刑原因改判的案件数(件)

(事实、定性不变)

 所占比率(%)

 

2004年

 193

 3

 1.55

 

2005年

 189

 8

 4.23

 

2006年

 218

 4

 1.83

 

2007年

 214

 4

 1.87

 

2008年

 165

 4

 2.42

 

平均

 195.80

 4.60

 2.38

 

(四)刑事二审功能弱化的弊端

严峻的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该改未改”、“该纠未纠”的问题普遍存在,二审程序的审级监督功能已经严重弱化,审级制度的运行效能正在被虚化和瓦解,它不仅直接导致了司法正确性和统一性的下降,还引起了更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首先,二审功能的弱化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由于审级制没有发挥正常的预设功能,必然使大量存在瑕疵甚至重大错误、法律适用不统一的判决进入生效裁判的范畴。虽然法院试图通过诉讼程序已经终结表明这些案件是正确的,然而却无法阻止当事人及其律师、家庭成员,乃至社会公众对这些生效裁判产生质疑。已经无须证明的事实是,同一地区“同案不同判”、量刑不均衡的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对刑事审判批评的主要焦点,也成为近年来法院工作的社会认同度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次,二审功能的弱化严重影响了司法终局性。司法的终局性是审级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有审判权的法院对实质性问题做出的终局性(生效)判决对于双方当事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是结论性的,据此构成对涉及相同请求、要求或诉因的后来诉讼的绝对禁止。[13]但错误仍然被二审维持的结果必然是,越来越多的生效裁判进入审判监督程序接受纠正。据了解,与刑事判决二审改判率相比,刑事再审的改判率却在近年呈现较大增幅,1995至2001年在20-30%的幅度内变动,2002年突破30%大关,2004年又突破40%。[14]司法的确定性和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正如某些学者惊呼,“两审终审制已名存实亡,司法的终局性已荡然无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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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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