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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价值功能及其完善——以审判权的内部配置为视角

作者:陈志超  发布时间:2010-06-07 13:23:24


 

[论文提要]

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是审判长选任制度和合议庭制度改革以后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院庭长与合议庭之间审判权非此即彼的竞争、审判委员会审判资源的有限性与合议庭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借鉴与融合是审判长联席会议产生的原因。目前,审判长联席会议还没有统一的概念,各个法院运行的审判长联席会议在运行模式、个案研究范围、决议得效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区别,但以审判长为核心和基本架构,以个案研讨和统一法律适用为主要任务却是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其所具有的集中智慧以提升案件审判质量,统一裁判标准以避免裁判冲突等积极功能受到一致肯定。但是,该制度还存在司法公正、效率与程序正当性的矛盾、立法缺失与决议的实际决定力的矛盾、功能最大化与运行性缺陷的矛盾。因此,可以通过模式选择以解决决议局限性困境、合理界定其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关系、通过案情全面展示、合议庭与审判长联席会议分别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负责以减弱对程序公正性的损害、弱化决议的效力以解决立法缺失困境,使审判长联席会议功能最大化,以期促使审判权由传统的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合议庭模式向审判委员会-审判长联席会议-合议庭的新型模式转变,让审判真正回归法律和理性。

 

 

    自本世纪初开始,合议庭制度改革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随着合议庭相对固定化,一批优秀的审判长脱颖而出,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从各地纷纷涌现。作为发挥集体智慧,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司法质量的一项全新的制度,其生命力和重要价值已经初步显露。但纵观这项制度,还正处于自发生成,孕育发展过程中,远远没有到定型的阶段,而理论上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还很少,本文试图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1]为基点,在对司法实践进行充分分析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对这项制度的正确评价以及完善有所贡献。

一、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产生及其现状

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尚未有统一的法律规定,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没有形成统一、具体的概念,各地的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多少有些地方特色,其组成、职责和作用也存在一些差异。但总体而言,审判长联席会议是指人民法院业务部门包括庭长、副庭长在内的审判长组成的,以研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统一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规则为主要任务和职责的集体咨询和研究机构。

在2000年之前,法院审理案件采用独任制和合议制,在采取合议制时,合议庭并不固定,只是依据案件临时组成,审判长也不固定,只要具备审判资格的审判人员(包括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经过庭长指定,都可以担任审判长,合议庭遇到疑难复杂案件时,可以将案件提交庭务会讨论,庭务会由全体审判人员参加,全体审判人员都可以对案件发表意见,集体讨论后由庭长决定,如果庭长觉得分歧较大或者没有把握的,则将案件提交院长或分管院长决定,院长或分管院长不能作出决定的,由院长或分管院长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2]。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试行)》(以下简称《选任办法》)后,全国各级法院开始推行审判长选任制度,明确了担任审判长的资格和条件,审判长不再随案指定,一批审判经验丰富、具有较高业务素质的法官担任了审判长职务,在此基础上,一些法院开始尝试由这些审判长组成一个集体讨论、集体研究机构,以对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进行研究和探讨,对类型案件的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规则进行统一,这便是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3],随后,这一制度在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全国各地法院迅速推广[4],其功能也不断扩大,并逐步取代了各级法院普遍存在的庭务会制度。目前,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成员组成有不同模式,但均以审判长为主体和核心

顾名思义,审判长联席会议是由具有审判长资格(庭长、副庭长是当然的审判长)的法官组成的,也有的法院对其成员进行了扩充,除审判长外,取得审判资格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也可以参加,联络员及其他人员也可以列席会议[5]。另外,有些法院并非单一审判业务部门各自组成审判长联席会议,而是全院组成民事(行政)审判长联席会议和刑事审判长联席会议两个机构,民事审判长联席会议由民事、行政审判庭庭长、副庭长、审判长组成。刑事审判长联席会议由刑事审判庭(包括少年庭)庭长、副庭长、审判长组成[6]。但无论采取那种模式,都是以审判长为核心和基本架构的。

(二)以个案研究和统一裁判标准为主要任务和职责,兼具其他功能

例如,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长联席会议规则明确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任务是负责讨论合议庭审理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意见供合议庭参考,研究民事(行政)、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总结审判经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广东省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指导意见(试行)》中将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功能界定为交流审判工作情况,总结审判经验,提出审判建议,研究、探讨审判工作中的重大、疑难问题,统一不同类型案件的处理原则和案件讨论;当然,除个案讨论和统一裁判标准的功能外,有些法院的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还包括审判管理、处理庭室行政事务等多种功能。

(三)讨论案件的范围差别较大

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院对应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的案件的范围规定有所不同,除明确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新类型案件,合议庭存在严重分歧的案件应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外,一些中级人民法院还规定,合议庭认为应当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应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还有一些法院规定,合议庭虽然能够形成多数意见,但审判长意见为少数意见的,审判长可以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7];有些法院还规定,审判长、庭长、或者院长认为应当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的案件,可以建议合议庭将案件提交讨论[8]。 

(四)决议的效力以参考性为主

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个案形成的决议的效力如何,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即审判长联席会议个案讨论的决议对合议庭仅具有参考作用,不影响合议庭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合议庭应对审判长联席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复议;合议庭认为审判长联席会议意见合理的,可以采纳;合议庭认为审判长联席会议意见不合理的,可以不予采纳,如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规则中即有类似规定[9];另一种模式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原则上应遵守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决议,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方可否决审判长联席会议作出的决议。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事审判中合议庭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合议庭应当尊重审判长联席会议或庭务会提出的意见,尊重审判实践中的倾向性观点、上级法院以及本院的审判指导意见,确有必要作出不同判断的,应当向庭长说明理由,并可向院长报告,裁判文书报庭长或院长签发。[10]审判实践中,较多法院采用的是第一种模式。

审判长联席会议在不同法院的具体运作中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其所具有的集中智慧以提升案件审判质量,统一裁判标准以避免裁判冲突等积极功能却受到一致肯定。

二、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的现实合理性

(一)放权与收权:在合议庭与院庭长之间

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行政化倾向一直是难以根除的问题,案件需要经过庭长、院长审批,庭长、院长对案件具有最终的决定权,这种司法的行政化与现代司法强调的法官独立、公开审判、直接言词审理等司法基本原则相违背,受到普遍批评。因此,限制庭长、院长的案件审批权,以法官、合议庭为中心,强化独任审判员、合议庭的职责,“还权于合议庭”,成为司法改革的方向。通过实行审判长选任、固定合议庭制度等一些列改革,合议庭、审判长拥有了更多的职责和权力,基本掌握了案件的决定权。这些改革对遏制院长、庭长的案件决定权,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具有积极意义,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法治语境下,这种改革也带来一些问题:1、由于审判长和合议庭成员都相对固定,对案件的决定权也较以往更大,许多案件只需要合议庭合议评议一致就能够决定,这就“使法院内的法官形成一个个关系密切的小圈子,而基于这种异常‘亲密’的关系,或许,各法官在办‘人情案’或‘关系案’时比以往更容易做到‘彼此关照’”[11],因而强调法官独立、合议庭独立固然有利于合议庭作出自由的判断,但也容易造成合议庭作出任意的判断;2、由于合议庭之间对事实认定规则和法律适用规则的认识不统一,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为突出,引发社会公众对司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质疑,“‘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存在既有法官对法律问题的不同解读,也有审判长选任后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因素”[12];3、由于审判长具有法律文书的签发权以及合议庭行政管理权,因而审判长的意见对合议庭就至关重要,审判长逐渐变成“小庭长”,控制和掌握了合议庭,导致为限制庭长、院长对案件的决定权、限制司法行政化而实施的审判长选任制和合议庭创新改革的结果是形成了更多的“小庭长”、“小院长”,引发了新的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各界对审判长选任制和固定合议庭制度的质疑越来越多,要求限制合议庭越来越扩张的权力,加强对案件的监督,加强院庭长审判管理职能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法官、合议庭的独立审判权进行适当限制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一些法院重新采取由庭长决定案件的承办人、合议庭有分歧的案件单独向庭长、院长汇报,由庭长、院长拍板、裁判文书由庭长签发等做法,院庭长的案件决定权再一次得到极大扩张,旧有的制度似乎又卷土重来。

可以看出,司法实践中院庭长与合议庭之间的审判权存在着一种“你进我退,你退我进”、非此即彼的竞争,放权与收权的矛盾与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长期以来的司法改革实践证明,这一困局仅靠合议庭制度本身的完善、院庭长工作机制的完善并不能完全破解。因此,必须引入一个新的机制以平衡、制约合议庭与院庭长之间的审判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审判长联席会议作为平衡和制约合议庭与院、庭长的审判权的有效机制得到普遍认可。

(二)集中与分流: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

在现有的法官遴选制度下,我国的法官特别是年轻的法官实践经验、社会知识普遍比较匮乏,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类型和疑难案件层出不穷,新的法律法规也不断出台,加之社会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和社会利益的复杂化,仅凭法官个人和合议庭的智慧已经很难圆满解决所有的案件,特别是在合议庭对案件存在严重分歧,或者合议庭与院长、庭长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的时候,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是通常的做法。但在实际运行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近年来案件数量增长迅猛[13],法院院庭领导承担的社会性工作日益增多[14],审判委员会开会讨论案件已经影响到其它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相对于普通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增加了院长(或主管院长)审批、审判委员会讨论两个环节,有的案件因委员人数未达到法定多数,还需要经历征求未到会委员意见的第三个环节,由于案件审理的环节过多,案件审理的时间通常拖延一至数月,降低了审判的效率”[15],而且,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专业背景复杂,加之需要讨论的案件数量众多,导致每个案件讨论时间较短,因此“讨论案件的对抗性不强,在委员们考虑不充分的情况下,大多数案件的讨论结果是同意合议庭的意见,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形式。”[16] 另外,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类案事实认定规则不统一 、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情况,也需要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予以解决,而承担总结审判经验这一重任的审判委员会同样因为受到时间、精力、专业性等限制而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审判委员会审判资源的有限性与司法实践的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在审判委员会之外,必须另行建立一个高效且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集体机制,对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进行分流,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审判长选任制度实施以前,各级法院普遍采用的是庭务会的方式,但是庭务会由于参加人数较多,参加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且程序也不规范,为独任审判员、合议庭提供智力支持,统一法律适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推行审判长选任制度后,一批具有丰富审判经验、较高理论水平的法官被选为审判长,这一优秀的精英群体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法,这就是组成审判长联席会议,并且,这一制度确实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17]。

(三)借鉴与自生:现代化与本土化之间

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中,现代化思想一直支配着中国法律发展的基本方向。现代化思想从法律普适论出发,强调中国的司法改革应是“理性建构制度化”的过程,主张充分利用外来资源[18]。受此影响,三十年来司法改革的大部分举措都是在借鉴、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的基础上推进和展开的,我国目前的审判组织制度中,绝大部分是在借鉴和移植西方审判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法官制度、合议庭制度等。在法律理论和司法理念方面,也都以西方式的司法独立、司法被动、法官独立等为主,并将之作为评价我国司法制度优劣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但是,正是由于对法律普适性的过于信赖以及西方法律制度和司法中立、司法权威等理念的照搬照抄,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关注,缺乏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等外部环境的平衡和协调,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和民俗习惯的吸收和结合,某些改革举措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法官独立等司法理念的提出,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引发一些新的问题,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我们必须看到,法律的普适性不是绝对的,任何法律制度的施行都需要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法律移植只有纳入特定民族国家的本土语境,才可能取得成功。表现在现时中国即为,现代的司法理念必须与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法官业务素质较低、行政对司法的控制欲望强烈等国情相融合,现代司法制度也必须与我国强调行政管理、行政命令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相协调,司法制度不可能脱离政治制度而单独存在。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国的司法改革必须要在坚持以独立审判为司法改革的目标的同时对法官的独立审判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程序参与权的同时以实体公正作为更高的目标。

审判长联席会议正是这种理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其一方面限制了庭长、院长的权力,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合议庭的独立审判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分享了原本属于审判委员会的权力,是法院内部职权配置的一次自我调整和优化;在牺牲当事人的一部分程序权利的同时,又更好的保障了案件的实体公正。无疑,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产生及其存在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三、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价值功能及其缺陷

    作为审判权优化配置而出现的一种新制度,审判长联席会议具有如下功能:

(一)提升案件审判质量。一个法官或一个合议庭的审判经验、法律知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浩瀚如海的司法解释、会议纪要、政策文件常常会显得力不从心,而审判长联席会议成员都是实践经验丰富、法律业务水准和素养较高的法官,这样一群优秀法官的结合,有利于集中大家智慧,对案件进行最全面、最权威的解读,从而提升案件审判质量,保障司法公正。 

(二)统一案件裁判标准。审判长联席会议通过统一类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规则可以有效解决本部门不同合议庭之间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不统一的情况;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将审判长联席会议决议下发辖区下级法院的方式,就本院辖区内类案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规则予以统一和明确,可以有效解决不同法院之间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有效维护司法的统一性。

(三)防止个人善断、抵御外部压力。审判长联席会议以集体决策为其基本品格,通过对案件的集体决策辅之以科学、合理的程序性规范,可以有效限制庭长、院长、审判长的个人擅断权,防止庭长、院长的个人意志决定案件的审理,可以有效破除合议庭内部形成的利益小团体,防止合议庭作出随意的判断。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权大于法,人情大于法的现象还大量存在,通过将个案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可以有效抵御权力、人情对司法的冲击,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

当然,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作为一项刚刚孕育并正在发展中的制度,我们必须注意到,它也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制度缺陷:

第一,司法公正、效率与程序正当性的矛盾。基于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审判独立原则、直接言词原则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认的基本法律准则。审判独立要求法官在裁决过程中,独立于其在法院的同事和上级,司法机关的级别和法官的头衔或者级别的差异不得影响法官自由的宣告其判决的权利[19]。基于直接原则,判决只能由直接参与法庭调查、听取法庭辩论的审判人员亲自作出;基于言词原则,当事人以及法院在庭审过程中的诉讼行为特别是质证、辩论、证据调查都要求以言词的方式进行[20]。从目前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一般运行情况来看,审判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并不参加庭审,也不听取法庭辩论,在研究讨论案件时也不要求当事人参与,其作出决议的基础就是案件承办人提交的案件汇报材料和承办人、合议庭审判长在审判长联席会议上的补充和解释[21],因此,这种运行模式是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的。并且,审判长联席会议成员都是审判经验丰富、业务素质较高的资深审判人员、庭室领导,其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提出的意见无疑较一般审判人员更具有权威性,同时,庭室领导的意见也会对承办人和合议庭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决议对案件会产生实际的决定作用。显然,在某些案件依规定必须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研究讨论的情况下,如果从西方法治背景的司法独立的要求来看,审判长联席会议研究讨论案件确实不符合审判独立的要求的。

第二,立法缺失与实际决定力的矛盾。如前所述,考虑到审判长联席会议成员都是审判经验丰富、业务素质较高的资深审判人员、庭室领导,一般情况下,在审判长联席会议对个案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后,除非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否则审判长联席会议的讨论结果会对案件产生实际的决定力,而考虑到案件的改判、发回重审、错案追究等因素,审判长联席会议通过的统一法律适用的决议也同样会对本部门、本院辖区内的下级法院的相同业务部门产生实际的决定力。但是,审判长联席会议作为一项在司法实践中自发产生的新制度,无论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法法》《行政诉讼法》还是《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都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也没有对该制度的职责、权限等进行明确,而常态化的多数原则决议形成机制、决议形成后的审查机制的缺失又致使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决议效力得到极大甚至是盲目的扩张。这种立法的缺失与决议的实际效力之间的矛盾,是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三,功能最大化与运行性缺陷的矛盾。任何一项司法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都应当追求其功能最大化,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也不例外,但由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

(1)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关系不清。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案件、研究统一法律适用的范围问题,是界定审判长联席会议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关系的关键。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应当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的案件范围界定不一,有些法院对范围界定较宽,过多的剥夺了合议庭的审判权,有的法院界定的范围较窄,无法制约合议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审判长联席会议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界定是空白化,可能会导致审判长联席会议权限极大扩张,有架空审判委员会,使审判委员会处于无案可讨论、无审判经验可总结的危险。

(2)因人员、审判业务的部门的局限性导致决议效力的部门决限性。审判长联席会议通过的统一法律适用的决议因其系法院业务部门内部研究讨论的结果,固然可以解决本部门各合议庭、各审判人员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可以解决本院辖区内下级法院同一条线业务部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但在现行的审判长联席会议决议的模式下,某一业务部门通过的统一法律适用的决议,对同一法院内部其他业务部门的案件审理并不具有当然的或者实际的决定性效力,因此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同一法院不同部门之间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无法通过审判长联系会议制度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各部门审判长联席会议通过的法律适用的决议还可能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22],反而会导致新的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情况。

四、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完善

审判长联席会议存在的缺陷限制了其功能的最大化发挥,也引发了一些批评,甚至对其存在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23],对此,笔者认为,审判长联席会议虽然存在诸多的缺陷,短期内也无法得到立法的确认,但我们必须看到,在目前的中国国情下,审判长联席会议在保障公正审判、维护司法统一等方面所体现的巨大价值,其存在具有现实合理性。因此,可以通过模式选择以解决决议局限性困境、合理界定其与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关系、通过案情全面展示、合议庭与审判长联席会议分别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负责以减弱对程序公正性的损害、弱化决议的效力以解决立法缺失困境,以期促使审判权由传统的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合议庭(独任审判员)模式向审判委员会-审判长联席会议-合议庭(独任审判员)的新型模式转变,让审判真正回归法律和理性。

(一)组成模式与任务对应——解决困境的模式选择

司法实践中,审判长联席会议存在两种模式,即部门独立组成审判长联席会议模式和不同部门联合组成刑事与非刑事两大审判长联席会议模式,这两种不同模式实际是对审判长联席会议的两大任务各有侧重产生的结果。部门独立组成的审判长联席会议相对专业性较强,运作也较灵活,但却不能有效解决决议的部门局限性问题,也不能有效避免各业务部门审判长联席会议决议相互冲突、矛盾的问题,而部门联合模式虽可解决决议的部门局限性和决议相冲突的问题,但召集人员开会却相对困难,讨论效率也不高,不利于快速、高效的研讨案件。因此,司法实践中可以依据不同的任务、职责采取不同的模式,在进行个案讨论时,可以较多采用部门内部独立组成审判长联席会议模式,而在研究讨论统一法律适用时,可以采用部门联合模式。

具体到司法实践中,以业务部门独立组成的审判长联席会议和多部门联合审判长联席会议都为常设机构,以固定时间召开会议为原则,考虑到实际情况,前者召开会议的时间可以为每周一次,后者召开会议的时间可以为每月一次。业务部门独立组成的审判长联席会议经合议庭申请而召开,由庭长担任主持人,多部门联合审判长联席会议可以经各业务部门的申请而召开,主持人可以由各业务部门的庭长轮流担任。在召开多部门联合审判长联席会议前,应由申请召开联席会议的业务部门将拟讨论的法律适用问题及拟处理意见提交各审判长,决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能形成一致意见或者绝对多数意见的,由主持人将决议提交审判委员会审查通过,对不能形成统一意见或者绝对多数意见的,由主持人将该问题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支持与限制、尊重与保障——合理权限界定的原则标准

1、大案限制、自由申请——审判长联席会议与合议庭之间权限的界定原则。以审判长联席会议对合议庭提供智力支持和对合议庭自由裁量权限进行限制出发点,对应当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的案件的范围界定的原则是:一方面是要在一些重大案件上限制合议庭的权力,另一方面是要赋予合议庭将案件提请审判长联系会议讨论的权利。

具体而言,社会影响大、媒体关注度高的案件、涉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群体性案件、拟判处死刑、减轻处罚的案件等因为社会影响大,新类型案件因为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拟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因为涉及到法制的统一性、严肃性问题,涉及到下级法院的司法权威性问题,都需要慎重对待,对这几类案件即使合议庭不存在异议的或者能形成多数意见的,也应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在规定强制提交的同时,应当规定,经合议庭审判长提出,经庭长同意,可以将合议庭能够形成一致意见或者多数意见但没有把握的案件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24],以便寻求审判长联席会议的智力支持。

2、尊重、保障审判委员会的权限——审判长联席会议与审判委员会职权范围的界定原则。司法实践中,当出现合议庭再次合议时不认可审判长联席会议决议、审判长联席会议不能形成决议的情况时,应当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除此之外,可以说审判长联席会议基本能够解决司法实践中所有的案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件以审判长联席会议作为最后的解决途径就是合适的。笔者以为,有些案件因其特殊性,即使审判长联席会议能够形成一致的决议,且合议庭也支持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决议,还是应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把关。这类案件包括那些社会影响大的案件、媒体关注度高的案件、涉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群体性案件、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有些并非法律适用和实施认定存在难度,而是因其特殊的政治敏感性、社会影响性。另外,基于维护司法统一的考虑,司法实践中涉及到撤销本院或下级法院生效文书的案件,也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研究。

(三)案情全面展示、合议庭对事实负责——违反程序公正性的救济途径

1、案情全面展现。直接言词原则的核心在于保障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表达的观点能够得到全面的展现,因此,通过采取措施,使当事人的观点能够得到全面的展现,证据能够得到充分展示,就可以最大限度减轻审判长联席会议因不参加庭审、不听取辩论而可能造成的偏听偏信。为此,合议庭的案件在向审判长联席会议汇报时,除案件的承办人、本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参加外,合议庭的其他成员也应参加,本合议庭审判长、合议庭的其他成员可以对承办人汇报时遗漏的案件事实进行补充,对错误表述的案件事实进行更正,因合议庭无法达成多数意见而提请讨论的案件,合议庭的其他成员还应向审判长联席会议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于案件的重要证据,能够复制的,案件汇报人应将其复印随汇报材料向各审判长联席会议成员提供,不能复制的,应当在案件讨论时现场展示。

2、合议庭对案件的事实负责、审判长联席会议仅研究法律适用问题。在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案件时,应当明确合议庭和审判长联席会议职责的分工,使审判长联席会议仅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案件承办人向审判长联席会议汇报的案情是合议庭已经认定的事实,即使涉及事实认定问题,审判长联系会议也不代替合议庭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而只是为合议庭审查判断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帮助其在方法和路径上廓清思路。

(四)决议效力的弱化与审查机制——立法缺失的救济途径

1、重构决议形成规则。司法实践中,审判长联席会议表决一般采用相对多数原则,以多数意见作为审判长联席会议决议。笔者以为,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决议形成不能适用相对多数原则,而应适用绝对多数原则。即如果审判长联席会议形成两种或两种以上意见,其中一种意见与另一种意见或另几种意见相比,能够形成多数,但是两种或者几种意见的票数比较接近,例如,一共9个审判长联席会议成员,有5个支持案件应改判,有4个认为案件可以维持,此时多数决议不能成为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决议,只有能够形成绝对多数的成员支持的意见,才可视为形成讨论结果的审判长联席会议决议。因为考虑到审判长联席会议成员都是具有丰富审判经验、专业素养较高的资深法官,如果这些成员所主张的不同意见的票数比较接近,说明这些资深法官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意见分歧比较大。这里的绝对多数可以以超过审判长联席会议成员三分之二以上为标准。在不能形成绝对多数的审判长联席会议决议时,应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2、统一法律适用决议由审判委员会审查、公布。如前所述,统一法律适用问题应由多部门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能够形成统一意见或者绝对多数意见的,应当报审判委员会审查,不能形成统一意见或者绝对多数意见的,应当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将审判长联席会议形成的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的决议提交审判委员会审查讨论,一方面可以借助审判委员会委员丰富的审判经验对决议进行再次把关,另一方面总结审判经验也是审判委员会的固有职权。审判委员会对审判长联席会议形成的此类决议经讨论后认为某些条款存在错误或者需要修改的,应由审判长联席会议进行再次讨论,如果审判长联席会议经讨论后同意审判委员会的讨论结果的,则以审判委员会讨论后结果为最终的意见;如果审判长联席会议经讨论后就形成新的修改意见后,审判委员会经讨论后仍与审判委员会决议存在分歧的,对争议条款或事项可暂时不予通过,其他没有争议的条款和事项审查后对外公布。在审判长联席会议的此类决议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可以审判委员会的名义对外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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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要说明的是,基层人民法院的职能主要是办理案件,与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职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其审判长联席会议的功能主要是讨论案件,本文为全面介绍审判长联席会议,仅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为研究基点。

[2]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学者对这一时期的司法审判活动进行关注和研究。参见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03页-106页。

[3]通过互联网搜索,笔者目前发现的最早提尝试和鼓励建立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的是广东省法院系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0年7月18日发布的《广东省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指导意见(试行)》中提出各地可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建立审判长联席会议或集体讨论案件制度。参见http://china.findlaw.cn/fagui/cxf/23/23213_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7月10日。

[4]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早在2001年就已经将审判长会议研究的意见刊登在《刑事审判参考》上,下发全国法院贯彻执行,如2001年第1辑的《刑事审判参考》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长会议《关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绑架并杀害被害人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研究意见》。

[5]如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即采用此种模式。参见:公丕祥主编:《审判工作经验.1》,法律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235页。

[6]如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即采用此种模式。

[7]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制定的案件审理规范规定,合议庭经评议,审判长意见为少数意见,审判长认为需要提请讨论的,应当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制定的案件审理规范(试行)》,http://www.34law.com/lawfg/law/1797/2820/law_093424890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7月24日。

[8]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上海法院二审民商事纠纷案件审判程序指引(试行)》第七十条第(四)项有类似的规定, http://www.5izy.cn/articles/h000/h01/1165156707d196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9年7月9日。

[9] 参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联席会议规则》,http://cd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8196,访问日期2009年7月8日。

[10]参见 http://www.law-lib.com/hzsf/law_detail.asp?id=262884,访问日期2009年7月8日。

[11]张晋红著:《审判长制度与合议庭制度之冲突及协调——兼论合议庭制度的立法完善》,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第168页。

[12]叶向阳著:《试论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功能实现》,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7期,第41页。

[13]以笔者所在的法院为例,2000-2008年,案件数比前一年分别增长7.1%、1.8%、4.5%、2.2%、4.6%、6%、7.9%、6.6%, 12.1%,案件数量也从5754件上升到8682件。

[14]院庭领导有大量的会议需要参加,除法院内部的会议外,还需要参加诸如经济发展协调会、金融安全会议、社会维稳会议等。

[15]岩皓著:《审判委员会功能的异化与重构》;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95页。

[16]韩波著:《法院体制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17]以笔者所在的法院为例,06年开始实行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后,在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的情况下,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数由2001年的127件、2002年的105件、2003年的100件、2004年的108件、2005年的142件减少为2006年的94件、2007年的92件。

[18]参见黄文艺著:《论中国法律发展研究的两大范式》,载《法治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3期,第10页。

[19]李昌林著:《从制度上保证司法独立——以司法独立的国际标准为参照》,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6页。

[20]刘敏著:《论直接言词原则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载《人文杂志》2001年第3期,第20页。

[21]司法实践中,有时审判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会查看案卷,查阅证据,但这一般是在承办人提交的汇报材料没有涉及这一证据或者记录不够详尽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22]这是因为:(1)不同审判部门可能适用同一法律或相同的法律原则。司法实践中,虽然依据不同的审判业务划分不同的审判部门,但是不同的审判部门所适用的法律可能是同一的,或者虽然不适用同一法律,但需要贯彻同样的法律原则。最明显的就是刑事审判领域,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通常设有两个以上的刑事审判部门,这几个刑事审判部门审判业务各有侧重,但是所适用的基本法律是同一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不同审判部门适用的法律相互关联,对某一法律的适用规则将影响对另一法律的适用。例如民事审判第一庭审理的道路交通损害赔偿案件中涉及到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会对民事审判第二庭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民事审判第一庭对统一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处理意见将直接影响民事审判第二庭的保险合同审理。

[23]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就以大合议制取代审判长联席会议。参见《最高法院民四庭实行大合议制审理案件》,载2005年9月14日《人民法院报》。

[24]这种模式并不会导致合议庭或者承办人为避免办错案件而将所有的案件都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讨论,这是因为:一方面需要考虑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如果提交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的案件较多,会影响庭室领导、同事对案件承办人和合议庭特别是审判长能力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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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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