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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与完善:基层预备法官培训制度研究——以基层法官的需求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0-06-07 13:22:07


 

论文提要:预备法官培训制度是我国法官培训的一项新兴事业,对于严格法官职业准入,保证审判同质化,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建设专业化、职业化法官队伍具有重要意义。与上级法院不同,基层法院的功能或使命在于解决纠纷,且其面对的纠纷及其解决纠纷的方式也有自身的特点。因此对基层预备法官而言,这一制度必须能为其适应乡土社会“非格式化”规则提供有力的支持与帮助,满足他们对基层办案理念、司法知识、思维方式、审判技能等的特殊需求。现行的预备法官培训制度由于强调由多级法官“一体化”培训,淡化了基层法官“案结事了”的办案理念;在知识供给上过于专业化,忽视了基层法官“司法杂学”的知识需求;过于强调“形式合理”的思维方式难以适应基层法官的办案思路;传授的审判技能过于单一,无法满足基层司法技能多样化需求,因此尚不能为 “基层预备法官”这一特定主体在培训目的和方式之间搭建畅通的道路。笔者建议预备法官培训应当根据受训者的身份作出适当的制度调整,充分重视基层法院的“解决具体纠纷”特殊功能,对基层预备法官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培训模式,在培训内容上加强基层司法知识的总结与传播,在甄选师资上适当增加来自基层法院的法官进行授课,并创新培训方式,多采用问答式授课方法,扩大案例培训比例。在实习方面,引入多层次的轮岗实习与交流,充分扩展学员视野,丰富社会阅历。在考核上严格淘汰机制,加强考核的威慑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使基层预备法官能够在职业化和社会化之间寻求到恰当的平衡。(全文共1万字)

 

引言

从一名初入法院的懵懂毕业生成长为一位端坐于审判席主持正义的法官,期间历程并非一蹴而就,而须经历实践的淬火、锤炼与打磨。以往这一历程是在法院内部采用学徒制的方式完成,但其效果并不理想[1]。预备法官培训制度的出现,克服了传统方式“非正式、随意及标准不统一”等弊端,对于严格法官职业准入,统一执法标准,保证审判同质化,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建设专业化、职业化法官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基层法院居于法院体系中的最低位阶,享有绝大多数案件的初审权。相对于上级法院而言,基层法院与社会的距离最近、接触最直接,更深的受到乡土社会正义观、价值观的浸淫。因此,基层预备法官所需要学习的理念、知识、思维和技巧不仅与理想型法官不同,而且与上诉审法官也不同。现行的预备法官制度能否为基层预备法官适应乡土社会“非格式化”规则提供有力的支持与帮助?能否指引基层预备法官在职业化和社会化之间寻求到恰当平衡?这是衡量现行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实效的重要标准。鉴于此,笔者选择以基层法官为视角,以基层法院的需求为立足,通过比较研究,反思当前基层法院法官预备培训中存在的种种不足,并为探求改进的方法寻求最可能的途径[2]。

一、我国预备法官培训的基本情况

(一)含义及目标

在探索某种教育制度之前,须明确其教育对象。预备法官,也称为“初任法官”,是指已经具备法官任命条件,成为法官候选人的人。我国法律未对“预备法官”的外延作出界定,但规定了预备法官的任职条件。《法官法》第十二条规定:“初任法官采用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资格,并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公务员法》规定,担任主任科员以下以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由用人单位择优录用。可见,我国的预备法官实际上是指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达到一定工作年限[3],并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可以被正式任命为法官的人。另外,因国情原因,我国法院系统尚接收军转或者其他部门转入人员,这部分人如通过司法考试,也可以进入预备法官队伍。从各地参加预备法官培训人员的实际构成来看,培训人员主要包括来自审判业务部门的书记员[4]、法官助理和助理审判员以及来自于综合部门等其他部门的法院干警。

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即是针对上述人员所进行的专业的集中训练,其目的在于使学员能掌握审判工作所需的各项职业要求和职业技能,将以往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完成的从院校毕业生到法官的适应过程转到预备法官培训阶段,经培训合格后达到初任法官的任职标准[5]。因此预备法官培训不同于一般大学法律院校法学教育,也不同于在职法官培训,应有一套不同于其他相关法律培训的、注重实践操作能力的教学培训方案体系,包括培训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配备和管理考核制度等。

(二)定位

 从上述预备法官培训的培训对象来看,目前我国法院的进入机制基本是“先录用、后培训”,而非培训后合格才录用[6] 。因此预备法官培训被定位为一种单纯的任职前培训,[7]无论培训合格与否,都不影响其作为法院工作人员和公务员的身份。可见,我国的预备法官培训制度仍是基于身份而开展的培训,尚不具备遴选法官的功能,这与法官职业化对法官准入的高素质要求不相吻合。

(三) 发展概况

2001年《法官法》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确立为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同时,为了实现从法学理论知识到司法审判实践的过渡,确保能胜任审判业务的合格人才进入法官队伍,预备法官培训作为一项配套制度被纳入法官培训日程。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培训条例》正式将预备法官培训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8],拉开了预备法官培训的序幕。同时,为了增加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可操作性,国家法官学院下发《2007-2010年全国法院预备法官培训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和国家法官学院委托各地的高级法院承担预备法官培训工作。这些规定为我国预备法官培训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提供了主要依据。

2006年2月,国家法官学院举办了首届预备法官培训班,跨出实践探索的第一步[9]。此后,上海、北京、江苏、湖南、云南等14个省的法官学院陆续举办了预备法官培训班(见表一)。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已初步形成以国家法官学院为龙头,以省级法官培训机构为核心的二级培训网络。目前,绝大多数法官学院已完成数个培训周期,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培训经验。

在培训时间安排上,预备法官培训时间为大致为一年,主要分为理论与技能学习、实习、总结考核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理论与技能学习时间为1个半月 ,第二个阶段实习9个月;第三个阶段总结考核半个月。[10]

在培训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培养学员的法官职业素质、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诉讼调解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能力进行的。采取专题讲授、庭审观摩、模拟法庭、课堂训练、提高、答疑等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表一:全国部分地区预备法官培训开展状况[11]

地区

 国家法官学院

 云南

 上海

 北京

 广西

 湖南

 江苏

 

首次培训

 2006.2

 2008.1

 2006.6

 2006.9

 2007.3

 2007.10

 2007.5

 

培训周期

 1年

 1年

 1年

 1年

 8个月

 10个月

 10个月

 

培训累计[12]

 9期

 3期

 6期

 6期

 5期

 6期

 5期

 

培训模式

 全省(区)各级法院集中培训

 

(四)特点

1.培训工作由高级别法院组织开展。根据《实施方案》精神,预备法官培训工作主要由国家法官学院、各省高院和省法官培训学院制定培训和招生计划,在国家法官学院承担部分培训任务的同时,主要以省级法官培训学院为培训基地,统一聘请师资并统一进行考核。这表明预备法官培训工作得到了各级法院的高度重视,统一集中培训有利于统一司法标准、保证司法裁判的同质性。

2.师资来源层次高。由于由省级以上法官培训机构主持培训,师资力量相对雄厚。从培训制度实际运行的情况来看,法官学院聘请的老师大多是在最高院或高院从事研究和审判业务的“学者型”法官以及高等学府的教授(见表二)。尤其是江苏法院在培训师资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已经基本建立了一支以兼职教师为主、专职教师为辅、社会师资为补充的法官培训师资队伍[13]。

表二:2009年江苏第四届预备法官培训师资组成[14]

3.培训内容突出岗前特点。新录用大学生是初任法官的后备力量。一方面,他们具有学历高、专业素质较强的优点;另一方面,他们大多出生于八十年代,在相对比较优越的环境中成长,人生阅历浅,经历简单,是典型的从家门到大学门、再到法院门的‘三门干部’。针对预备法官们“年纪轻、经验少、理论足而技能少”的特点,培训课程主要以增强实务技能为主线,在思想层面和操作层面为预备法官树立标尺,明确方向,为今后从事法官职业奠定基础。

二、预备法官培训的缺失:以需求分析为视角

(一)预备法官培训的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及教学原则,始于孔子[15]。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提出教学应“因材施教”,即充分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针对其需求进行适当的引导,使学生能够扬长补短,得以最优化的发展。这是需求分析的雏形。20世纪60年代,Mcgeee和Thayer等人提出了一种通过系统评价确定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培训需求评价理论[16]。该理论认为,个体的需要、理念 、个性、感知、学习、思维方式和技能等因素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故这些因素是培训需求评价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17]。需求分析是培训过程的依据,根据培训对象的不同需求,其培训内容、培训方法及考核标准均应作出不同的调整。

预备法官的培训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培训部门对学员提出的培训要求,即顺利完成预备法官培训,保证预备法官培训质量,这是一种外部需求;二是预备法官自己对自己提出的培训要求,即是外部需求和学习内驱力在预备法官头脑中的反映,是一种内部需求。这种内部需求又可具体分为对办案理念、司法知识、思维方式、审判技能等的需求。从培训的内在机制来看,只有满足学员内在需求的培训,才能产生持续而稳定的学习动机,才能激发学员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此,真正有实效的预备法官培训应该完全建立在预备法官内在需求的基础之上。

(二)现行预备法官培训制度的缺失

以基层预备法官为对象来考察现行预备法官培训制度的实效性,其分析重点应为基层法官的内在需求。与上级法院不同,基层法院的功能或使命在于解决纠纷,且其面对的纠纷及其解决纠纷的方式也有自身的特点[18]。作为来自基层法院的预备法官,他们需要掌握不同于上诉审的司法理念与司法知识,形成注重实效的思维模式和工作技巧,并在严格适用法律与彻底解决纠纷之间寻找平衡点。而现行中国的法学教育体制并没有提供多少可供基层法院法官使用的处理事实争议的知识[19]。因此,对于一项旨在帮助其更好完成转变的制度,他们是十分欢迎的。但是,现实的情况确并不能令人满意:现行的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因忽略了基层预备法官的内在需求,故不能为他们这一特定主体在培训目的和方式之间搭建畅通的道路。具体表现如下: 

缺失一:多级法官集中培训模式忽视基层法官特殊的司法理念

对于司法理念,理论上有多种解读[20]。一般认为,司法理念是指导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或文化传统)对司法的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21]。随着我国日趋深入的改革开放与逐步完善市场经济,“陌生人社会”已然成型,传统文化的断裂及价值观的多元化催生了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主要包含司法中立、法律至上、公正与效率相统一、司法独立、司法被动、程序正义、权利本位等[22],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和落实规则”[23]。法官应当具备现代司法理念,只有树立了现代司法理念,公平正义才能有保障,依法治国方略才能真正实现。

然而,实践证明,来自广大基层法院的法官如以现代司法理念为唯一导向,并不必然能够圆满地处理好案件[24]。基层法院所处的广泛的基层社会并非已然是“陌生人社会”,而仍是一个费孝通意义上的乡土社会[25]。在这里,生活的传统规则,以及“人情正义”,事实上成为乡土社会平时更为常用、更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当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还深深烙印在社会的肌理中时,以现代司法理念解决乡土社会纠纷这一理论上成立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的推演是极其缓慢的,甚至会带来打破生活和谐、纠纷解决不彻底或低效率的弊端[26]。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解决纠纷而非落实规则[27]。因此,处于基层社会的基层法官处理案件的司法理念,应与上级法院有所区别。上级法院更为注重规则的确立、程序的公正,严格审查基层法院查明的事实,处理纠纷的事实也更具格式化;而基层法院更为注重合法合理合情地解决纠纷,是非并不是最重要的,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可能不完全遵循“程序”的规定。总之,基层法官是以“案结事了”为其最终司法理念,并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大限度的统一。

目前国家法官学院以及各省院实行的预备法官培训模式均是以法官学院为依托,由四级或三级法院的预备法官集中进行脱产学习。换言之,是在不区分法院功能的前提下开展“一体化”培训工作(见表一)。然而我们应当看到,然而“一体化”的集中培训模式,由于要照顾到不同级别法官的需要,其培训的指导思想必然以“落实和形成规则”为主导,以强化现代司法理念为核心,以普遍性解决问题为基础,从而忽视基层法官内在需求。虽然从长远来看,规则之治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决不能无视当前基层的环境和过程的积累而一味追求规则之治。在当前基层法院的基本功能是仍是解决纠纷的社会定位下,基层预备法官必须牢固树立“案结事了”的司法理念,以适应基层社会的司法需求。故预备法官培训也应当根据受训者的身份做出适当的制度调整。

缺失二:专业化的知识供给难以满足基层法官的知识需求

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实际出发,不难发现,中国法官的司法知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司法哲学与司法杂学[28]。司法哲学以法理学、法哲学、法政治学为主导,旨在实现人类最大理性和社会最大公正,严格遵守形式理性,是一种针对陌生人社会的司法样态和司法学问。司法杂学则以司法经验、人情世故为主导、旨在适应中国转型社会的司法需求,是另一种针对熟人社会的司法样态和司法学问。 

   作为一名优秀的法官,司法哲学和司法杂学必须兼而懂之、兼而用之。然而在处于转型的基层社会,基层法官面对的是大量的未经过法律“格式化”的纠纷,可能只有先懂得司法杂学才能适应基层审判实践,才能真正懂得司法哲学[29]。在实践中,司法杂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上的“实践性”与结构上的“全能型”。内容的“实践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情民意尤其是地方知识的深入了解;二是对司法政策的敏锐反应;三是灵活的处世经验以及应付一线突发事件的办事技巧[30]。这些知识并非存在于生硬死板的法学教科书中,而是活跃在生动鲜活的司法现实中。结构上的“全能型”即指基层法官在“培养‘刑民兼通、调判兼顾’能力的要求下,需要打破民事、刑事和行政法官的“门派之分”,造就全能型的法官。这也需要基层法官拥有丰富的部门从业经历,建立一整套处理问题的知识规则[31]。

从现有预备法官培训制度,预备法官知识体系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一是通过聘请老师授课以吸收他人经验;二是通过实习[32]积累自身的实践经验。然而,实践中这两个渠道均有“专业化”倾向,尚不能满足基层预备法官积累“司法杂学”的需求。具体而言,通过查阅各省的预备法官师资配备,笔者发现担任授课任务的老师主要是来自高等学府的教授或法学理论家,或是最高法院的学者型法官,很少发现来自基层法院的法官(见表二)。这些授课老师具有丰富的理论功底,能够充分阐释司法哲学,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但是基层法官接触的绝大部分案件都是法律关系比较明确的简单案件,不需要太过深入的理论知识。而关于基层法官所需要的社会的阅历、生活的经验、识人的智慧、地方的民情、司法的心理以及说服、调解的技巧等知识,高级法院以上的法官和在学校进行理论研究的学者们不可能深入了解,甚至也没有经历过。这造成目前的预备法官培训所传授的知识过于“专业化”而忽视实用价值。同时,考察目前预备法官培训的实习情况,预备法官们一般均是被安排在一个庭室内部完成,极少数能够在2个以上庭室进行实习,在法院系统以外进行实习的情况几乎没有。这种现象可能带来下列弊端:第一,由于经常只接受单调的信息来源,可能形成思维定势,造成思路狭窄。比如有位法官在与笔者交流中谈到,其在民庭实习了八个月后被调至刑庭,会习惯性用民事规则来处理刑事问题。第二,只在法院系统内部实习无法体会其他法律职业不同视角,在办案时难以理解他人的想法。这也造成目前预备法官的知识体系呈块状化,难以融会贯通,难以造就“全能型”的基层法官。

缺失三:强调“形式合理”的思维方式难以适应基层法官的办案思路

现代司法理念提倡法官的思维应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普遍性优于特殊性等[33]。但是,当把这些思维方式适用到基层法院的案件审判中,却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过于学究与呆板。这是因为基层法官面对的多数当事人或者是急于解决纠纷而对司法程序毫无耐心和兴趣;或者是更加关心其实体权益而对司法程序并不重视;或者是完全没有法律思维,与法官缺乏起码的交流语言且不具备基本的诉讼能力和知识。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和社会群体及其对司法的理解与需求,基层法官虽然也接受着现代司法理念的熏陶,但却更为需要一套独特而又实用的思维方式。

与上级法官相比,基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面对解决纠纷与严格规则的冲突时,往往更加关注纠纷的解决,而不是法律规则的贯彻落实,他们往往“将这些就制定法的规则上看非常齐整但实际处理起来极为复杂的问题尽可能地以某种并不一定符合法律规则和法官的制度角色但能够化解纠纷的方式解决。”[34] 他们在认定事实上更加注重客观真实,强调结果的真实性、合理性以及能为当事人和公众所接受,而对查明事实过程的规则化、规范化和证据法理念不太顾及;在结果追求上他们更为注重实体结果,关心案件结果与当地社区的天理人情以及与正式法律权力结构体系相兼容的正当性,而对严格遵守程序有变通的做法;在执行法律上,他们通常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比如对举证能力差、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和倾斜,以期通过诉讼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在司法判断上,他们往往自发形成从可能的结论到前提(法条),再从前提演绎出明确结论的思维过程,即经验加理性的思维过程[35]。这些思维方法是从中国的国情、社情、民性的长期揣摩中提炼出来的,虽然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但对预备法官,尤其是即将在基层开展工作的预备法官具有重要的意义。

培养和强化法律思维是预备法官培训的一项重要任务。预备法官的课程设置均贯彻着以“法律为准绳、以证据为根据、以程序为中心、以理由为支撑”的现代化法律思维方式,但是对普遍存在的基层法官的思维特点却少有总结[36]。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受师资来源的限制,基层审判思维无法更多的登入培训课堂;二是目前无论学界或实务界对基层共性的审判思维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无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使之成为应然的知识。由于培训阶段缺乏对基层法官思维方式的关注,可能导致基层预备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往往专注于规则的适用,过分夸张地运用证据规则解决问题,从而造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失衡。为了适应基层审判实务,初任法官们仍需回到基层通过自身摸索或通过“师傅”传授来获取此些知识,这不得不说是效率上的一种浪费。

缺失四:单一的审判技能的传授无法满足基层司法技能多样化需求

美国近代著名法官霍尔姆曾经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于大多数从象牙塔中走出的年轻的预备法官而言,最缺乏的不在于法律知识的多少,而在于法官职业所要求的社会经验和诉讼经验[37]。经验体现在实务操作中则表现为司法技能[38]。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如何通过运用多种司法技能达到具有正当性的判决结果,并为民众所接受,是衡量一名法官司法能力的重要标准。

由于基层法官与上级法院法官在司法理念、司法知识以及法律思维方面存在差异,故在司法技能上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上级法院法官应具备的技能主要表现为程序适用的能力、驾驭庭审的能力、证据规则运用的能力、制作裁判文书的水平、处理疑难复杂案件的能力等方面[39],追求以判决方式明确法律适用、确立统一规则。而基层法院的法官则偏爱通过调解或撤诉方式了结纠纷。“法官在审判过程中通过当事人的具体描述来推测,判断是非曲直,揣摩当事人的心理决定调解进度,提出调解方案,并不失时机的劝说,甚至引诱或压制。”[40] 在技能运用上,基层法官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主导调解过程,运用基本的生活常识进行说理,因而通过调解结案更易为当事人所接受[41]。此外,基层法官在纠纷解决方面还具备多种独特技能。他们通常能够迅速准确的抓住争议焦点实施重点策略,针对当事人的特点“各个击破”;他们能够运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充当“律师”角色,快速地运用法言法语剪裁出案件事实;他们善于动用某些联动机制,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寻求纠纷处理的最快捷和实用的方式;他们与某些关注民生的新闻媒体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尽量用蕴含朴素法治观念的案件向社会公布,在满足猎奇欲望的同时传达法治基本的制度理念,并达到及时与社会沟通的目的……。

各地的预备法官培训均将传授审判技能作为一项重要课程。然而参加培训的法官普遍认为,当前的预备法官培训对审判技能的总结仍停留在静态法律定位技能、法律论证技能、证据运用技能等方面,而对如何针对当事人的心理进行调解,如何借助社群力量和生活习俗等法律之外的条件和因素解决纠纷已经如何应变突发事件等技能所涉甚少。这些在基层普遍运用并奏效的方式方法,竟未能进入预备法官培训的视野,这无疑是一种遗憾。

作者: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戴华春 盛 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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